?与全球股市艳阳高照的图景完全相反，2010年的中国股市以高达14.31%的跌幅惨淡收官，全年蒸发财富17720亿元，A股成了表现最为差劲的市场。笔者认为，将中国股市如此的惨局归结为国际“热钱”所为或者是欧债危机波等外部原因，很难让人信服。检讨国内股市应当将焦点更多地对准自身。
思维观念的偏差
从20年前沪深A股的呱呱坠地，到如今拥有2000余家上市公司的全球第二大证券市场，中国股市无论在资本规模还是运行质量上都实现了历史性的自我超越，不过，相对于股市的成长速度和成熟程度而言，观念的更新与变革步伐似乎格外沉重与缓慢。而这恰恰是中国股市过去10年跑输所有新兴市场并且屡次垫底的深层原因。
股市是一种典型的投融资场所，这几乎是路人皆知的原理。但是，具体到管理层，这种基本的认识却很难到位。在需要中国股市承受和支付巨大的变革成本和经济转换成本时，股市在一些管理人士眼中就是一个十足的融资场所，至于另一重要功能——投资则被明显忽略。特别是当融资成为一种部门追求政绩的手段和工具时，股市的投资功能必然会被束之高阁。
股市的涨跌尽管是一种自然现象，但社会舆论对涨跌结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却令人深思。当A股稍稍出现持续上涨行情时，国内关于股市“泡沫”的讨伐此起彼伏，甚至频频出现利空消息，直刺A股“泡沫”；而当A股连续下挫时，市场则很少听到扶持与救助的正面声音。这种怕“热”而不怕“冷”的态度，让中国投资者始终处于焦燥、惶恐与不安之中。
政策收缩的痉挛
尽管中国股市走过了20年的风雨历程，但时至今日其“政策市”的本质却没有得到多少改变。
2010年出台的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成为投向股市的第一枚“空头”炸弹。尽管高企的房价最终并没有得到多少撼动，但股市却成为房市调控的 “祭品”，因为，在房市调控政策的密集火力之下，A股中的地产板块成为持续下跌的“重灾区”， 与此相联系的银行股也反复遭劫。由于地产与银行板块在A股市场的特有权重，伴随着这两股力量的塌陷，其他品种很难“独善其身”。
实际上，就在A股市场因为房地产调控而惊魂未定之时，货币信贷政策的转向已不期而至。除了不断地发行央行票据进行频繁的流动性回购之外，央行还在过去一年中六次高频率调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同时先后两次提高金融机构基准利率。信贷政策的日益收紧必然倒逼产业资本从股市的急速撤离，而加息周期的开启势必强化和放大投资者的政策长期利空心态，于是出现了“羊群效应”作用下资金一波又一波逃离股市的现象。
应当承认，管理层宏观政策的调控目标并非对准股市，甚至根本也没想误伤本已风雨飘摇的资本市场，但是，在可以预见相关政策可能对股市形成负面冲击或者已经造成股市不正常的跌落时，我们并没有看到出台任何相关的对冲与减压政策。
巨量“抽血”的重压
有人指出，中国股市已经完全丧失了映衬经济生态“晴雨表”的基本功能，而驱动股市与宏观经济发生强烈偏离的最凶猛力量则来自毫无节制地从资本市场“圈钱”和“抽血”。
超量的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可以看做中国股市2010年唯一“成功”的标本。资料显示，2010年共有349家公司通过IPO融资近 5000亿元，约占全球IPO总量的1/3，中国名副其实地跃升为世界IPO第一大国。这一令全球所有国家望尘莫及的IPO饕餮盛宴，代表的是中国企业急于“圈钱”的冲动，折射的是管理层急功近利的政绩心态。
的确，掌握着市场绝对话语权的管理层未来也可以完全无视市场规律而继续猛踩IPO的“油门”，也可以继续怂恿和默认上市公司贪婪的再融资需求，但这种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的政策导向最终伤及的是投资者对于中国股市的信赖与信心，以及随之而来的股民对资本市场的无情抛弃。
“三高”顽疾的发酵与侵蚀
作为中国股市的顽疾——“三高”(高发行价格、高市盈率和高超募额)症状在2010年重又发飙起来。资料显示，2010年的新股发行市盈率创出了59.22倍的历史新高，其中11家公司发行市盈率超过100倍，10家公司发行价格在70元以上。
“三高”的极度盛行驱动了上市公司高管减持欲望的猛烈发酵和行为扭曲。资料表明，2010年上市的348只新股中，持股市值上亿元的个人股东高达824个，相当于平均每只新股上市就有2.4个亿万富翁产生。为了将这些并不靠谱的纸面财富变成真实的黄金白银，许多上市公司尤其是创业板企业的高管纷纷选择离职套现。可悲的是，在人头攒动的套现高管群中，有不少还是企业的创业元老。试想，一个连自己的创业者都缺乏信任和信心的企业又怎么能让投资者具有安全感，而最终的残酷结果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投资者对创业板公司只能用脚投票，而这种痛苦的割肉出局带来的是创业板的遍地哀鸿以及A股市值的剧烈萎缩。
当然，在市场强大的压力下，《关于进一步规范创业板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买卖本公司股票行为的通知》让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的减持风潮得到暂时的平息，但这种“后知后觉”的政策规制方式，能挽救创业板一地鸡毛的局面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