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信息时代知识社会的来临，这句话越来越成为企业界的真实写照。企业在大转折潮流中的生死存亡，宛如一幅大浪淘沙的历史画卷，不论成功者的欣慰，还是失败者的悲怆，抑或观望者的彷徨，其轨迹都值得后来者明察细鉴。 
 
　　大转折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信息（知识）的生产和获得愈益便宜、便捷，这就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厂商之间的竞争更加复杂、激烈，消费者的选择范围空前扩大，现在轮到消费者说“不”了———相对于大批量整齐划一生产时代生产者说“不”的“一级转变”，这是一种任何力量都不可使其逆转的“二级转变”；二是厂商之间传统的竞争均衡（即大家都去挤占、瓜分原有市场，这会使平均利润趋于零）的格局早已不复存在；惟有那些掌握了“未被外界共享的知识”并成功运用于经营的企业，才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和创新利润。

　　然而，大转折并不完全是有关电子商务和网络效应的结果———大转折主要涉及的，其实是市场上企业作用的转变和企业中人的作用的转变。多少年来，不论中外企业，都不乏对经验主义的迷信和对工具主义的遵从，不少企业和公司因此变成了一个“职能的封建领地”，孳生和喂养了一批企业贵族———正是这些企业贵族使得企业失去了求新求变的动力而趋于衰落。所以大转折要求每一个企业、每一个CEO、每一个员工，都必须不断地“学习、创新”，去打破既有的“局限”。

　　就因为无法适应大转折时代的新变化，进入21世纪，美国企业界大闹“破产效应”，动辄上百亿、数百亿美元血本无归，实在让人心惊肉跳：以“拍立得”享誉世界70年的宝丽莱一命呜呼；能源巨擘安然公司轰然倒下；零售业巨头凯玛特倏然告衰；环球电讯无奈谢幕……几多曾经叱咤风云的巨人，如今成了“多米诺骨牌”。

　　在中国，“三株”、“巨人”、“爱多”、“飞龙”、“兆峰”、“中州铝厂”、“水仙”“蓝田”、“银广夏”、“红光”、“铁本”、“科龙”等风云一时的大公司、明星公司短短几年间偃旗息鼓，或破产或关闭或歇业或退思；几多CEO和老板，或官司缠身，或远走他乡，或身败名裂，或深陷囹圄，不一而足。

　　概括说来，无论过往案例的解剖，还是现实流程的拆分，抑或未来动态的模拟，都在告诉我们：企业结构的重建仍然是中国的一项现实任务。

　　譬如，面对资源短缺趋紧、环保压力加大、业务成本攀升以及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等的约束，如果我们的企业还继续“高投入，高占用，高消耗”，继续粗放式发展，就不可能获得新的优势，甚至原有的优势也会丧失。

　　又譬如，在企业改革问题上，我们引进了一系列的所谓现代企业的激励机制，但法治企业、责任企业的机制却付之阙如，以致造就了“垄断的繁荣”，财富日益过度地集中在少数“内部人”和某些寡头手中。

　　改革开放迄今，中国企业已经取得的成就，可以归纳为三条动因：一是倚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二是得益于体制转型所释放出来的短缺经济的巨大张力，三是受惠于资源的行政配置机制，特别是“抓大放小”的政策。可是，随着“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步入“未富先老”的老龄社会，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快要走到尽头了；计划经济对中国人尤其对平民百姓亏欠太多，改革开放伊始，压抑了多年的基本需要和致富追求都迸发出来，无论你投资生产经营什么，都能卖出去都能赚钱，但当中国走出了短缺经济、转向所谓结构性过剩时，企业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抓大放小”后，大型企业、中央企业的垄断地位更加巩固了，但这种垄断是官治经济而非市场效率的结果，势必难以为继……

　　目下，即使简单地纯粹从经济运行层面看，中国企业也直接面临人口老化、法纪松弛、国企贫血、金融不健、财政失衡这五大挑战。

　　（1）随着人均期望寿命突破70岁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走低、“人口红利”不再，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亦将面临劳力短缺难题。这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必须尽早突破“低薪资高成长”模式，否则就只有“出局”。“民工荒”已经是一个意蕴幽幽的警号。

　　（2）盗版、商业贿赂、公权私用，绝非某些人士所言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租金”或“润滑剂”，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死荷重”。吏治腐败、黑金盛行，平添、虚增了各种有形和无形成本，不仅妨碍了需要知识产权保护的产业的发展，导致中国经济的产品、产业结构升级艰难，而且破坏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造成一系列不安定因素。

　　（3）现今中国的金融系统特别是国有银行体系究竟有多少坏账？各种说法各种统计各种研究莫衷一是（综合2005年各种数据估算，当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止于不良资产额度或有多少银行目前的资产低于债务，更在于“政策性贷款”等金融制度的弊端对银行体系的金融诚信和资本质量的负面影响，在于“国企－财政－银行”的“一体化”制度安排遗患至今且愈演愈烈。

　　世事如棋局局新。就在中国实施“十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就在不少人还迷恋于克隆硅谷之际，就在多数人还来不及思考来不及作任何准备之时，一场空前的“专利优势”争夺战已在全球悄然打响；面对每天数以万计的专利产出（绝非此间的垃圾专利和问题专利），不生产任何有形产品而专以“发明”和“收购”专利为核心业务的“专利公司”已然大行其道。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要求，一方面是体制转型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中国企业就这样别无选择地置身于一个没有退路的大转折时代。

　　中国企业，何以自处？

　　中国企业，计将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