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云山摩崖石刻与碑刻(上)
   “新安多佳山，而齐云岩与黄山为最”（明《齐云山志》），“黄大而怪，白横而庄；黄敛而奥，白敞而灵，各擅其胜”（清魏源语）。乾隆帝喜游江南，览齐云秀色后，御题“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有人说乾隆是未到黄山，否则他就不会认为齐云山是“江南第一名山”了。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个推论没有道理，但也难免有主观臆断之嫌，所谓“第一”是看从哪些方面来认定，比如道教文化、摩崖石刻碑记、齐云山特有地貌与物产等，无疑是黄山所不具备的。以乾隆一生好吟诗题词的习性，他即使游了黄山，仍然认为白岳蔚为壮观的摩崖石刻为“江南第一名山”，也就没有丝毫勉强之处了。事实上，齐云山的摩崖石刻不仅在安徽，即在江南也是首屈一指的。
　　齐云、黄山同在徽州境内，是幸与不幸、遇与不遇的交织、更迭，曾几何时，齐云香火日盛，文人墨客、达官贵人交至，欣然吟诗作赋，题留墨宝，而其时黄山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如今则几近于世人但知有黄山，而不知有白岳，多少让白岳有些“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的意味与无奈。徽州人何其幸，一地而有两座名山，让人嫉妒天何独厚徽州！“黄山白岳相对峙，细看从来无厌时”。前人的这两句诗应代表了徽州人的心声。
　　我们不是大清朝的子民，无须将乾隆帝的御制诗拿来顶礼膜拜，但客观地讲，乾隆除了是一位封建帝王，他也是一位诗人和书法家，尽管书法与诗才有点一般，起码他所撰联句是对仗工整的，也道出了齐云山独特的历史地位。明人詹景凤同友人、侄儿游岐山后，题山为“文岐山”，岐山是齐云山的一个缩影，我们不妨扩而大之，将整个齐云山看作“文齐云”，这个“文”，主要就表现在历代文人雅士对齐云山赞美的诗文与书法上。1981年9月，齐云山的碑刻和摩崖石刻顺理成章地被列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有关资料统计，齐云山有摩崖石刻、碑记一千多处，现存尚有五百余处，主要分布在天门岩、真仙洞府、三天门、岐山石桥岩等处。经实地考察，齐云山摩崖石刻年份最早为北宋时期，而许多石刻是后人磨去前人遗迹后镌刻而成，再考虑齐云山岩石易风化、剥落因素，相信齐云山应有年代更早的石刻存在过。齐云山刻石内容主要由碑记、题名、题记、题诗及擘窠大字组成。题名、题记书体以端庄易识的楷、行书为主，兼有篆、隶书，而诗篇以行、草为多。阐述如下。
　　“天下名山僧占多”。宗教方面，反而是佛教先于道教在齐云山立足。早在唐元和四年（809），石门寺就在齐云岐山创建。宋宝庆二年（1226）齐云山又创立佑圣真武祠。明嘉靖帝笃信道教，敕建宫殿，钦赐山额，从此道教在齐云山如日中天，亦使齐云山成为全国道教名山之一。随着石门寺的消失，佛教的文字遗迹已很少见，石门寺原址的石壁上明镜道人所题唐代慧能“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偈语和“南无阿弥陀佛”尚提示佛教在齐云山的存在。八仙洞内《新安仙释碑记》记仙姑、真人、禅师道号法名，则与释道二教有关。
　　现存道教方面的碑刻很多，尤以明代为多，一方面是因为明代距今相对较近，另一方面则是齐云山道教盛于明。有关道教最著名的碑刻为《紫霄宫玄帝碑铭》，此碑由唐寅在弘治十三年（1500）游齐云山时，应道长汪泰元之请所作骈体文，汪肇篆额，戴炼书丹。碑阴刻《紫霄崖兴建记》，李汛撰文，胡子椿书，碑阳碑阴书法皆工稳遒劲。此碑高达734厘米、宽140厘米，是少见的庞然大物。其它与道教有关的碑刻有《三十六洞天碑记》、《七十二福地真人名氏碑》、《白岳山人传碑》、《白岳文昌祠碑记》、《真仙洞府记》、《重修太素宫捐助名氏碑》、《重修齐云山玄君殿记碑》、《白岳重葺玄君殿记碑》等，后二碑书者分别出自书法名家詹景凤和周天球。《飞升台藏经楼碑记》则记述了清顺治年间兴建飞升台藏经楼事。
　　道士中亦有擅书者，齐云山也多有他们的题刻，如修吾道人的“源液”，雪崖道人方琼真题“第一洞天”，白岳山人朱素和题“第一蓬莱”，白云道人题“第十三楼”，养素道人汪泰元题“真仙洞府”和“紫霄崖”，“紫霄崖”大字楷书，笔画敦实，很有颜鲁公意味。
　　比较而言，现存年份较远的石刻多在岐山一带，有北宋、南宋石刻多处，明代石刻比比皆是。磨旧刻镌新题现象也主要在这一带。内容多为题名、题句、游记，碑刻多已残失。有史料价值的主要为南宋时关于“劝农”的内容，比如“绍熙壬子春，知县事缙云叶卨劝农岐山，丞钱塘樊撝、簿临安李绍祖，偶集不至者，尉丹丘李闶。住山钟敏书、刻石”、“邑宰邢锐、尉詹康以，淳熙丙午望日，劝农于岐山”。劝农，是鼓励农民耕作的意思，另外，晋时有劝农官，唐宋时有劝农使，苏轼《鸦种麦行》：“农夫罗拜鸦飞起，劝农使者来行水”。
　　岐山在两宋时留存较多的题记，说明当时这一带是比较繁盛的，这和天然石桥景观及石门寺有着重要的关系。绍熙四年（1193），进士出身、时任休宁县知县的衢州人邹补之作了一首七绝，他并用隶书写就，镌于岐山崖壁。字体颇为朴拙、浑厚，有《 阁颂》的意味，但笔法近俗，与汉隶审美相去甚远。两宋书坛基本是行草书的天下，篆隶书家极少。一位南宋朝的县官不去随波逐流写行书、行草，而是对汉隶情有独钟，这使的我们不得不对他投入一点关注和几分敬意。明代所建天泉书院使“文岐山”有了一个极好的注脚。明代学者、书法家、南京兵部尚书湛若水曾在嘉靖间游齐云山，在天泉书院讲授《孟子·尽心章》，撰《心性图说》刻于岩洞壁间。又有行草书石碑一块，现已支离破碎，已难凑齐全碑，幸喜署名尚存。此外湛若水还有“ 阳岩”行书题刻于天泉书院旧址左方。湛若水字元明，居广东增城甘泉都，学者称甘泉先生。从陈游，是陈白沙弟子中成就最著者，湛若水书法学陈，能出新意，亦擅使用茅龙笔。
　　“ 阳岩”旁边有“詹东图读书台”，一般认为为詹景凤自题。詹景凤（1519－1602）字东图，号白岳山人，休宁流塘人。隆庆元年（1567）进士，曾任南丰掌教、翰林院孔目、吏部司务等职。詹景凤无数次游过齐云山，隆庆元年（1567）正月十一日，詹景凤携子万善，侄万言、公瑾到岐山读书，直到六月份才返回。詹景凤是齐云山书法留存最多的书法家，这自然是因为齐云山是他的“家山”的缘故。同时，他的书法也是齐云山石刻中最具价值与份量的一部分。我们试将他留存书迹年份及年龄排比一下，分别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37岁；隆庆二年（1568），49岁；万历元年（1573），54岁；万历十二年（1584），65岁；万历十七年（1589），70岁，基本上涵盖了他中年到晚年的书法面貌。詹景凤48岁中进士，官亦不显，仕途上并不得志，这或许是他在岐山辟台筑书斋读书、研究书画的重要外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