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主要提及了内需、财富效应与资本市场的定位问题，核心直指大小非。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为学者公开自己观点的勇气鼓掌，这在我国许多学者自保为上时，尤其难得。

    通观上书，主要强调了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在提振内需中的关键作用，一句话，是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合理性、合法性与重要性继续背书。这实在让人奇怪，中国股市发展近二十年，难道还需要为合法性正名吗？

    需要。这从资本市场屡屡被作为坏孩子严加管束，动辄要挤股市泡沫降低通胀就可以知道，资本市场的合法生存地位仅停留于纸面，而没有落实于行动。无论是《公司法》还是《证券法》，都没有根除股市是投机市场、是泡沫制造机这两根哽喉之刺。

    上书的第二部分讲的是救市之法，用大篇幅讲述了如何解决大小非，这就暗示了大小非是目前股市不振的根本原因，就象国有股减持是上轮熊市的根本原因一样。

    为了照顾有关部门的情绪，文章特意指出，“这绝不是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否定，而且是对股权分置改革的完善”。笔者曾经提出二次股改，认为中国资本市场在后股改时代需要刮骨疗毒，通过新股发行机制彻底根除不正常的巨量大小限，通过资本利得税解决大小非。但是大小非们以及大小非的支持者们很不满意，认为是对市场化的嘲弄。

    文章中提出“大非自锁”与“小非分割”的办法，所谓大非自锁是将上市公司的大非抛售与业绩挂钩，所谓小非分割是把持有同一公司非流通股500万股及以上者界定为“大的小非”，500万股以下界定为“小的小非”，披露“大的小非”，是指对要卖出的 “大的小非”必须预先披露——在未来一个月内， “大的小非”卖出的股份超过200万股以上者，均须提前5个交易日预先披露。让股民有知情权，保持市场稳定。而放飞“小的小非”则指完全放开。

    大非自锁改变了上市公司的游戏规则，有企业愿意自锁吗？优质的企业愿意，因为他们希望把自己和滥竽充数的劣质企业区分开来。

    大非自锁实际上是通过“剖玉”的办法把上市公司的业绩大白于天下，区分出优质上市公司与劣质上市公司。如果把资本市场比作一个玉器市场，如果上市公司是好玉，那么，持玉的主人乐意把玉剖开，让购买者细细品鉴，这样才能卖出好价钱。而不诚信的市场，多数厂商乐意让顾客打賭，以一定的价格剖开石头，看里面是不是玉石，这个市场的成交价格一定很低，而交易成本一定很高，这个市场的石头一定很多。同时这样市场一定会赶走诚信的交易者，因为拥有好玉的人会认为不值。

    通过“大非自锁”的办法，提供了一个标准，将愿意“自锁”的上市公司与不愿意自锁的上市公司区分开来，投资者由此得到明确的底线，他们如果愿意购买不自锁的股票、愿意与垃圾公司为伍，这是他们的自由，而另一部分谨慎的投资者可以购买自锁的股票。鉴于中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性，鉴于资本市场缺乏信用硬约束，将股权向债权靠拢，是保护投资者的上佳选择。证监会的现金分红与再融资挂钩跨出了一小步，他们应该再跨出一大步。

    大非自锁很重要，据笔者所知，有许多现金流紧崩的上市公司急于融资，而确凿的事实是，铁道部明示，还会向资本市场输送一些上市公司，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也有此计划，国开行与农行更是箭在弦上。

    就象是讽刺，十教授上书几乎同时，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先生在深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非政策不会变，两条新闻同一天出台，看上去像是打擂台。

    这也可以为如下奇怪现象找到答案，为什么要采用公开上书这种极端形式？推测是沟通渠道不畅。笔者跟一些学者交流，了解他们对于资本市场节节败退痛心疾首，在年初的时候就对实体经济表示担忧，如今这些预言不幸一一应验。

    救市论就是这么尴尬，在年初抑制泡沫的声音中，显得杞人忧天；而在股指回落2000点之内，救实体经济尚且不暇之时，又显得不合时宜。两难处境就是中国资本市场尴尬境遇的典型反应。这哪里只是救市论者的尴尬呢？

提高个税起征点，每次都引发社会热议，说明此举已被赋予藏富于民的象征意义，不容小觑。

    提高起征点顺乎民心，合乎扩大内需的国策，是未来提振内部消费的切入口。有关政府部门与民间呼吁契合，提出上调个税起征点，是件大好事。但好事要做好，有关部门应秉持税收法治主义原则、以科学的手段进行评估，为今后类似事关重大民生事项的税收改革获得有益的经验。如此可以避免拍脑袋进行决策，出现今天提明天降、社会成本整体运行过高、征税效率过低的后遗症。

    藏富于民各界业已达成共识，关键问题是个税起征点怎么提，提多少？在政府财政收入与公民财富之间如何取得平衡？

    我国目前的个税改革是小步慢进式的渐进式改革，但个人所得税最终需要根本性的制度改革，最重要的是实现两条：第一，按家庭收税，体现公平本义；第二，按年计税，以免让浮动薪酬者吃亏。这两条是行之有效的国际先进经验，兼顾效率与公平，是我国个税改革的最终目标。小步慢走式的改革，目的是为将来的根本改革打下基础，为改革赢得时间，而不是迁就高成本、低效率的征税方式。

    在渐进式的个税改革过程中，屡屡上调的个税起征点是众所瞩目的焦点。

    茅于轼先生提出，个税起征点应该上调至8000元，茅老先生的理由是，“在刚刚开征个税的时候，国民平均工资大概在100元的水平，当时规定800元的起征点是比较合理的。但现在平均工资已经大大提高，个别地区（如广州等）甚至到了2000元，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起征点应该提升到一万多元才对。”如果按照1：8的比例，个税起征点应在16000元以上，但这一论调显然过于超前，无法实施。

    茅于轼先生的言论遭到有关人士质疑。反对者认为，大幅提高个税起征点纯属闭门造车，是财政不能承担之重。财政部官员近日透露，今明两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3500亿。10月份税收收入增幅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明年个人所得税预计减少360亿元，这说明个税起征点不可能提得太高，从2000元提升到2500元比较靠谱。反对者的另一个理由是，提高个税起征点便宜了富人，穷人未必能从中受益。

    后一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数据可以证实这一点。据有关部门测算，今年3月1日把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到2000元／月以后，工薪阶层中的70%将不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月收入在3000元至5000元的劳动者，将减轻税负40元至60元不等。我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是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工薪阶层，他们是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主要受益者。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科学制订个税起征点，从劳动者或者政府的立场出发都失之偏颇：8000元太高，2000元太低，2500元也未必是个合适的数字。

    最好的办法是与最低工资和通货膨胀率挂钩，如果个税起征点以最低工资制为基准，那么，在广东等地每月800元左右的基础上提高至3000元以上，大约在4倍以上，应该是各方可以承受的标准。而将最低工资制的制订与通货膨胀率挂钩，不仅可以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真实购买能力，并且，与最低工资制挂钩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与通货膨胀间接挂钩，随物价而浮动，真实税率将兼顾所有劳动者与消费者的利益，不失为长期的科学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