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通货膨胀 全球宏观经济出现拐点？

2008-06-17  赵雪芳  《中国金融》

    访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

　　全球宏观经济出现拐点 

　　记者：目前，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面临物价上涨的压力，通货膨胀不同程度的存在，您如何看待这一轮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形势？ 

　　张燕生：从全球角度来讲，我认为，这一轮通货膨胀可以看作是全球宏观经济的一个拐点或者说阶段性变化。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宏观经济曾有几次重大的转变。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出现的1934年的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的凯恩斯革命。后者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凯恩斯坚持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自动创造充分就业，主张用需求管理的政策组合来干预经济，这其中包括通胀无害论和赤字无害论。也就是说，政府要多花钱通过制造一个宽松的货币环境(通胀的货币环境)来创造总有效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这对整个西方经济来讲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这个变化既创造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包括需求管理的政策组合，也致使大萧条以来的西方经济实现了相对平稳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熨平了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发挥了重要的稳定作用。但世界经济增长的这个黄金时期被后来出现的“滞胀”和美元危机所打断。

　　到20世纪70年代末，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带来了两个副产品，一是刺激需求带来实际产出稳定在长期潜在水平不变而通胀扶摇上升的“滞胀”和两次石油危机。二是国家干预经济在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也抑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由此，整个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管理又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即由过去的通胀无害转向了严格的反通胀。在反通胀中，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政策目标。欧洲的目标是要在抑制通胀的同时实现欧洲一体化，并启动欧元，因此，其政策组合是“双紧”。在这种背景下，欧洲从1979年开始实施严格的反通胀政策，包括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通胀率目标等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其结果，一方面是非常成功地控制住了通胀，但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的通胀率成功控制在3%以下，但失业率一直徘徊在10%左右，出现了长期低增长、低通胀率和高失业率并存的局面，其成就是1999年成功启动了欧元。与此不同，美国的目标是要在抑制通胀的同时重振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提高在德国、日本企业强势竞争下日益衰落的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此，美国采取的是“一松一紧”的政策组合，即它的货币政策相对比较紧，以实现反通胀的宏观政策目标；而财政政策则相对宽松，是一种以供给管理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的政策组合，有松有紧。比如，在大规模地降低企业税费的同时，减少了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增加了军费和军事研发的支出。在货币政策上，虽然提高利率反通胀，但同时也采取措施吸引外资的大规模流入来为它的赤字融资，即使带来长达5年的美元持续升值35%左右也在所不惜。美国的做法确实大规模地改变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减少了对经济的管制，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从不惜利用通胀刺激有效需求转向提高供给的效率和竞争力；从增加经济福利支出转向减少企业税费鼓励企业新增投资和创新。其结果是，美国从1991年3月开始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新经济周期”。作为美国宏观调整的一个代价，日本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失去的十年”。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然后用十年来完成其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至今仍没有真正摆脱困境。 

　　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几个重大事件：一个是作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并通过IT革命和创新浪潮抑制世界通胀的美国“新经济”，进入到一个体制创新边际收益急剧递减的新阶段。其标志就是 2000年下半年美国IT泡沫的破灭并在2001年陷入经济衰退。另一个是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并导致信贷和信用危机。还有一个是2001年全球经济衰退中迅速崛起并以低成本要素为抑制世界通胀作出贡献的中国“新经济”也进入到一个工资、土地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幅上升的新阶段。我认为，这几个事件意味着从1979年发生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到21世纪前十年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长期抑制通胀和促进增长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低成本要素供给等因素，都进入了一个长期结构调整的时期。这是不是表明全球要进入一个高通胀和低增长时期呢？从货币角度来看，全球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产生了需求拉动的通胀压力；同时，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等要素价格急剧上涨，出现了成本推动的通胀压力。需求端和供给端交织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全球通胀环境。上述抑制通胀和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决定了全球性通胀压力及预期不会在短期内发生趋势性逆转。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新经济周期”持续了近十年。在2000年下半年美国IT泡沫破灭的时候，我们以为美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深度的调整期。然而，事实证明，即使IT泡沫破灭，美国经济的调整幅度也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为什么 “新经济周期”的调整会延迟呢？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虽然美国IT泡沫破灭，但其消费并没有明显下降，房地产业也没有相应衰退。其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利用次贷方式使很多不具有购买住房能力的高风险的人群也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并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创新出一种新的金融产品供全世界来投资。虽然IT泡沫破灭了，但金融泡沫并没有破灭，一直拖到2007年的次贷危机爆发。另一个原因，是巨额的东亚美元和石油美元为美国提供了低成本资金注入，导致美国可以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保持低利率以抵御衰退同时不用担心通胀压力。目前，这些因素都走到了尽头，那么全球要进入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就必须有一个大的调整。对这个调整，我认为，其特点就是全球会出现一个高通胀低增长的长期局面。 

　全球化对通胀的影响 

　　记者：您曾经提到，全球化在这一轮的通胀中起到了较大的作用，能详细分析一下吗？ 

　　张燕生：全球化的特征，就是创造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并日益市场化。全球化的内在矛盾，就是在相互依存的“地球村”里没有一个合理的全球治理结构。其结果，就是全球在分享开放收益的同时，也在分担开放风险。在缺少一个合理秩序并维护共同利益的力量的时候，就会出现“大国生病、全球吃药、小国住院”的情况。 

　　从2003年开始，全球的通胀压力主要表现在需求端，如矿产资源热、跨境运输热、能源热并带来这些上游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等。但这时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并没有传导到下游最终产品上。而直到2005年、2006年后，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的急剧上升才开始传导到下游产品，于是出现了明显的全球性通胀压力。究竟是什么抑制或延迟了全球性通胀预期的产生呢？ 

　　我认为是全球化。开放和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全球性生产体系、全球性市场竞争压力，以及全球金融的一体化。全球化可以大大扩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掉了一般价格上升的诸多因素。由于全球化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新的国际分工形式，即工序分工。工序分工可以把产品增值链最大限度地在全球合理配置，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有人曾提出中国向全球输出了“通缩”，而实际上，是中国的低要素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平抑了全球的通胀压力。也就是说，全球化的前20年，全球确实享受到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益处，它在相当程度上平抑了全球工资和生产成本的上涨，从而抑制了通胀的产生，同时也为某些国家让渡了相当大的消费者剩余和经济福利，支持了它们的过度消费和进口。如 2006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是美国第三大进口国和第五大出口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进口国和第二大出口国。这种贸易关系的发展，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就业，也有利于欧美日的结构转型和就业增长。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上升了，很多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因素释放出来就出现了通胀。 

　　目前全球的油价、粮价的高涨等，是无法完全用供需等基本面因素来解释的。如粮食，目前是全球谷物产量较高的时期，也是中国粮食产量创历史新高的时期。然而在供给创新高的时候却出现全球价格如此大幅的上涨。有人提出用结构性因素解释，如分析粮食、石油的生产国与消费国地位不对等等情况，认为存在全球体系的不公平，存在全球供给的卡特尔等，但这样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所以一定要把全球化以及金融一体化等因素放进去考虑。全球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深化使每一个国家或地区之间互相依存，达成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影响速度,以致原油、粮食、铁矿石以及有色金属等价格的上涨都是全球性的。这其中必然有国际资本的炒作和投机，也会有美元贬值的机会主义行为。这是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出现的必然现象。 

　　其次是全球化中的国际货币体系问题。在目前无序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全球化推进了金融一体化，很容易产生以美元为主体的货币体系的机会主义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货膨胀形势下，美国为走出美元危机而采取与黄金脱钩的做法，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产。80年代，为反通胀和推进结构性改革而提高利率，高利率导致高美元汇率，出现了1980～1985 年连续的美元升值。为走出困境，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而今天全球失衡和通胀形势日益严重的背景下，美国为反衰退而采取了低利率和低汇率政策。低利率为美国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货币环境但明显恶化了采取高利率以反通胀的国家的宏观形势。同时低汇率政策也使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为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由此可见，从IT泡沫破灭到次贷危机，美国一直在进行着新一轮的经济结构调整，为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创造体制软环境的基础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美元贬值还是采取大幅减税的其他措施，实际上都是在把它的经济向新的方向和新的结构推进。但是由此产生的原油和粮食价格暴涨、全球货币和金融形势紊乱、美元贬值带来的全球资产负债结构调整等问题，很可能是要新兴经济体来埋单的。越南出现的通胀和货币危机迹象很可能成为新一轮外部冲击的前兆。 

　　反通胀的中国对策 

　　记者：在全球性的反通胀中，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呢？ 

　　张燕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双防”的时候，必须同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或内部不稳定波动产生的经济下滑。一是我们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已经不能再延迟了，应该尽快通过体制和结构调整来改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由此将产生农民工的工资、土地和水的成本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一方面，在国际分工中，我们不再拥有这些低成本的优势；另一方面，这些改革一定会形成一个成本驱动型的通胀。二是国际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如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服务价格上涨的影响。我们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组合来解决通胀问题。 

　　首先，反通胀的大局是坚定不移的。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不能变。货币要偏紧一些，游资的问题另外去解决。所有的政策组合在松紧之间要搭配好。当改变相对价格的时候，必须有紧缩的政策措施与之匹配，否则就是通胀性的，对从紧的货币政策就是一个抵消。同时，我们的工资政策和财税政策等政策之间的匹配也很重要。通过从紧的货币政策搭配上稳健的财政政策和其他相关的产业政策，来调整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全球化对我国产生的另外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热钱的流入问题。热钱的流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的反通胀不能够仅仅通过货币政策的紧缩来实现，必须要考虑跨境资本项目的管理。我认为，如何把目前全球高通胀环境中的风险在时间和空间上配置好，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其次，中国要立足于本国，把事情做好。在反通胀方面不要对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抱有任何期待。中国应当考虑从外向型的发展战略转向内需立国的发展战略，从鼓励出口和招商引资的贸易和汇率的激励机制转向一种比较中性、开放、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的机制，包括建立利率和汇率等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价格信号的市场体系等。 

　　治理中国的通胀问题的确是很困难的。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来解决。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加工贸易方式调整问题、资本项目开放问题等等，没有一个问题是仅靠主管部门就能解决的。现在很多人提到要防止经济下滑，我对此比较担心的是，我们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政策，但是由于政策出台的太急、太猛、太集中，最后出现了好政策没有产生好效果的现象。我们目前要素价格的结构和国际收支的格局，以及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程度，都是30年里形成的，不可能在2007年、2008年就能够把这种结构性问题解决好。因此，反通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通胀还是我国经济快速转型和发展中的问题，是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协调出现了问题，也包括整个发展战略中存在的转换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下一步我们在全球化的反通胀环境中需要认真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