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加息孤例不具有全球性

    澳洲央行爆出重大消息，上调指标利率25个基点至3.25%，指因经济已渡过最危险阶段令央行审慎地逐步撤回宽松政策。澳洲央行在危机之后第一个吃螃蟹，改变政策方向着实震惊了世界。

    看看澳洲联储的加息声明，原来是因为“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表现是推动澳洲经济快速恢复的主要动力，未来1年澳洲经济有望接近趋势水平”。澳洲央行的这一判断和决定，无疑是给澳洲经济投入一颗大石块。无论是反对派还是支持派，都不能否认，第一个吃螃蟹不单单是率先尝到美味，更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即使在澳洲国内，也掀起了轩然大波。陆克文政府提醒借贷者，虽然利率上涨，但总体仍然较低，并表示刺激消费仍然是必须的。利率的上涨将使贷款额为30万澳元的贷款者每月多付45澳元。这对于澳洲的房地产市场无疑又遭到一记闷棍，很多人的贷款要多付不少钱，影响了澳洲国内的消费。另外，澳洲经济并非是已经到了恢复的地步，摆在澳洲经济面前的还有很多陷阱要走，可能澳洲央行看到了虚假的幻象，很可能陷入一个美丽的陷阱。

    而且，商业团体对利率上涨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这将是房产市场突然停滞，并将推高澳元汇率影响出口。

    这就说明，澳洲央行这一做法，可能伤害到澳洲的经济体，虽然说澳洲的经济是有些回升，澳洲储备银行行长GlennStevens宣布加息0.25%时也表示，严重损害经济的风险已结束，经济增长和失业将比几个月前预期的要更好。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尚未结束，而仅仅依靠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来判断国际形势已经企稳回升显然是很勉强。

    中国和澳洲之间，前段时间出现的胡士泰间谍门风波，虽然并没有太大影响整个中澳关系，但是，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中澳之间的经济互相依存度在加大的同时，也出现了激烈的摩擦。这种摩擦显然是在危机发生之后，更加显化。中国对澳大利亚大宗商品的旺盛需求，澳大利亚经济得以避免陷入衰退，这样的论断显然有些武断。因为中国的出口现在虽然有所好转，但依然是很难扭转低迷的颓势。中国大量的产能过剩还需要更多的依靠内需来消化，而且现在国际形势依然处于阴霾之中，很多国家都在或明或暗地搞贸易保护主义，前段时间美国对华轮胎案件就引发五十多个国家跟进，中国的外需环境并不很好。

    而且，现在看来，欧美央行升息的可能性并不大。美国、欧洲和英国等身处危机中心的主要经济体，其央行仍在应付遭受重创的经济，未来许多个月，它们可能仍会将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现在澳洲央行率先迈出转身的第一步，有可能使得全球央行的政策面临巨大的分裂，甚至会延缓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

    受澳大利亚加息以及大宗商品市场走强带动，美股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扬，市场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央行加息，意味着全球经济或已出现转机。但我们想过没有，如果这种加息的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负面效应很大，就可能造成整个世界的连锁反应，使得全球经济的合力弱化。就目前来看，很难说这是全球经济转化的信号弹，也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信号，这种虚晃一枪的幻象，很具有杀伤能力。当然，我们希望他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经济转好的先行信号。

    总体而言，澳洲加息不具有可学习性，很难成为全球央行现在学习的标本，像澳洲这样敢于“丢掉拐杖试试经济的承受能力”的做法，恐怕现在面临的风险要比改进大的多，因此，这种现象仅仅是孤例，而且，根据以往的危机规律，危机之后的第二年也不一定好过，2010年可能也是经济很困难的事情，这样看来，我们还需要对澳洲加息这一孤例作出观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过早的抛弃拐杖会给自己惹麻烦，会引起内部民众消费行为和认知的分化。（21世纪 9/10）

    摒弃京都议定书二期减排目标  美国图谋另起炉灶

    10月9日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曼谷会议传出明确的危险信号。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谈判期间提出建议文本，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减排上的“共同责任”，试图脱离《京都议定书》下的谈判框架，意欲另起炉灶达成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单一法律条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执行秘书德波尔批评美国说，在没有得到新鞋子之前，不要把旧鞋子丢掉。“这是在批评美国不要指望有新条约来替代《京都议定书》”，国际环保组织WWF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主任杨富强解释说。杨富强认为，美国此举“对气候变化谈判来说，这是一个倒退。”（21世纪 10/10）

    中俄合资天津炼厂项目有望签约

    根据外交部发布的信息，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普京将于10月12日至1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并共同出席中俄建交60周年庆祝大会暨中国“俄语年”闭幕式。

    在普京访华之前，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将于10月11日至12日在北京分别同俄罗斯政府副总理谢钦和茹科夫举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五次会晤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次的能源谈判代表会议中，由中石油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合资修建的天津1500万吨合资炼厂的合作细节将成为重点内容，双方有望正式签署炼厂合作协议。

    天津炼厂签约在即

    10月9日，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在外交部中外记者吹风会上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将进一步推动在能源方面的合作，全力确保中俄原油管道于2010年底建成投产，并于2011年开始供油。

    据王光亚介绍，中俄原油管道工程中国境内段和俄国境内段已于今年5月和4月分别开工，预计将于2010年6月前完工。目前，中俄原油管道的建设运营合同、原油购销合同和贷款协议等一揽子合作文件已经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中俄能源合作进入了实质性的合作阶段。

    随着中俄原油管道的顺利建设，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工程也都提上了议事日程。

    天津炼厂项目是“贷款换石油”谈判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中俄双方成立合资公司--中俄东方石化（天津）有限公司，其中中石油占股51%，俄罗斯石油公司则占股49%。该炼油厂最初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吨成品油，后调整为1500万吨。

    据介绍，目前，天津炼厂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技术论证已经全部完成，按照最初规划，项目总投资将在30亿-40亿美元之间。但是目前的方案在最初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该人士表示，原定在炼油厂建成投入生产之后，该合资企业还要在中国华北地区建立300座左右的加油站。目前，这些加油站的数目有望进一步上调。“目前中俄双方正在就该炼厂的具体合作细节进行讨论，如果谈判顺利，有望近期正式签署合作建设协议。”该人士表示。

    除石油之外，中国石油此前发布公告中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石油也已经草签了俄罗斯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文件。俄罗斯副总理茹科夫日前也对媒体表示，中俄双方将继续在煤炭等能源行业展开对话，同时，俄罗斯也同意重新开始向中国出口电力。

    或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本次普京的中国之行是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的框架下进行的。本报记者从相关渠道了解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10月12日晚到达北京。10月13日，温家宝将与普京举行中俄总理第十四次定期会晤。

    10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将在北京举行。除俄罗斯总理普京之外，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和本地区有关国家领导人或代表都将出席该会议。

    恰逢中俄两国建交60周年，本次普京的中国之行有望收获丰硕的成果。

    在普京到达北京之前，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茹科夫和主管能源的副总理谢钦将分别于10月10日-12日与中方代表举行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和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五次会晤。

    茹科夫对媒体表示，在普京访华期间，中俄两国企业将签署价值超过5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计划签署的协议包括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俄罗斯VTB银行的5亿美元贷款协议，以及交通、基础设施、采矿等行业的合作项目。

    茹科夫表示，在双边贸易中提高卢布和人民币份额的问题将继续成为讨论的重点。“中俄双方都有意扩大目前仅占1%的份额，这与用全球性货币结算贸易相比成本更低，当商人认识到其便利性时，就会越来越多地使用。”茹科夫说。

    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中俄两国的贸易额在2009年出现了下滑的势头，因此一直占据两国贸易额半壁江山的机械设备进出口以及大型基建合作工程备受俄方关注。

    这一点在谢钦访华的行程中即可看出，在10月11日与中方能源谈判代表、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完成中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之后，谢钦将飞往连云港，访问位于连云港的中俄合作项目--田湾核电站。

    而茹科夫也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希望未来能够向中国出口商用飞机及核电站设备，以拉动机械出口贸易。（21世纪 10/10）

    21世纪社评：“金九银十”成泡影 政策成最大变数

    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期间，京、沪、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楼市成交无一例外地陷入“量跌价滞”的局面，除了泡沫较温和的广州楼市在9月有略微的成交环比增长，北京、上海及深圳都已经连续多个月成交剧烈下滑，其中深圳成交下滑更是长达4个月。

    “量跌价滞”是否是房价拐点的一个重要信号？坦率地说，从短期看这里面存在巨大的变数。房地产商及其房地产投资多头派一直坚定地以城市化、土地稀缺和房屋供应量不足继续勾勒“房价上涨”不败的神话，而空头派则希望房价变动延续2008年的轨迹，“量跌带动价跌”。

    实际上，我们一直批判市面上流行的“房价动力学”，一种房地产“恒久的稀缺观”。任何稀缺都会在价格上得到必要的反映，既是给生产者以信号，也是给消费者以评价。假设房地产市场不存在投机的话，那么房价在价格上的增量将是边际增加的购买力推动的，对一个城市的房价而言，新卷入城市化的人口将是推动房价增量的主力军。当然，它的前提条件是，新卷入的城市化买房人口（在没有父母资助下，一般工作年龄在5年以上）的收入流能够同房价飙升导致不断上升的按揭流相匹配，如果普通民众的收入中65%以上要缴纳给银行按揭，那么这种匹配程度是相当危险的。当然，上升的房地产市场不可能不存在投机，而投机房地产的信心来自于两个，一个是相信自住型人群的购买力是不断上升的，可以匹配不断上涨的房价带来的按揭流上升，另外一个是即使自住型购买力“不济”，但由于投机资金比较多，炒作的流动性充足，那么投资者仍有机会将资产转给高位接盘的投机“傻钱”。

    既然房价增量上升的主要“炒作理由之源”是新卷入城市化人口的收入增长情况，那么在金融危机肆虐之下，4万亿刺激政策撬动天量信贷予以拯救经济，也许令2008年下半年的整体收入负增长转变为今年上半年的整体正增长。但是它忽略了结构性的变化，经济刺激政策的受益者大部分是工作年限较长、具有很强的资产配置能力的人群，而不是新卷入城市化的青年人。实际上，我们认为，自住型购买力的收入流很可能是缓慢下降的，而促使他们在“小阳春”里仓促出手的唯一动因是信贷刺激政策制造的通胀预期。我们从四个一线城市房地产交易信息也可以看出，以今年1-8月份来看，投机性的房产交易比重正在急剧上升，而自住型购买者在5、6月房价高位积极买房的动力之一并不是因为收入增长导致的理性决策，而是对于通胀的担忧。但即使如此，7月份以后的成交投机性买盘开始大幅度攀升，原因在于7月份以后的银行信贷额开始下降，自住型民众部分地摆脱了对通胀的恐慌情绪来审视高房价同收入流的匹配情况。

    高房价将自住型购买力大幅度“排斥”出去，不仅“炒作理由之源”开始动摇，导致后续投机资金不敢进场，而且降低了房地产交易的流动性，使得维持高价的卖盘不能成交，构成“量跌价滞”。“量跌价滞”其实是一种流动性大幅度萎缩的状态，之所以没有立即的“价跌”而能维持格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巨额信贷刺激性政策以及房地产利好修复了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善了2008年房地产商普遍遭遇的“资金链断裂”之困，使得房地产商不需要通过“紧急推盘”来获得现金流，从而在和民众博弈房价上占据有利的位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短期内巨大的变数是政府的政策。如果不惜通过通胀升级的方式来帮助房地产业提高流动性，那么高房价的格局将会得到巩固，而如果政府严格执行稳定币值的中性货币政策，拒绝将“凯恩斯主义”升级的话，那么房价将必然进入下降通道，从而我们回过头来看今年1-8月份的房地产走势，类似于“反弹时期的套牢盘”，即1-8月份是敏感的前期“套牢出货者”，他们解套之后将是没有增量资金大规模进入的过程，是一个漫长下跌的过程。

    以深圳为例。1-8月份，深圳新房成交量525.06万平米、二手房成交面积为721.82万平米，总共为1300万平米，以总体均价1.2万/平米计算（关内关外加总），成交总额大约1600亿，但是1-8月份银行贷款为500多亿，这差不多就是新房的按揭额，也就是说二手房信贷在“小阳春”的井喷里面几乎没有实质性增长。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判断是，这些二手房很可能是在2007年价格相似高位时期买入的，然后卖家将其“平移”卖给新的买家，造成了银行新增信贷额没有太大的增长，这是典型的“反弹时期的套牢盘”。因为低价买楼的放盘者不会着急，他们倾向于“捂盘”换取更大的利润，而敏感的“解套者”则会在高点将“博傻之棒”传出。“反弹时期的套牢盘”在很多国家房地产历史上屡见不鲜，它意味着一种趋势性的下降力量正在汇集，并将上演。（21世纪 10/10）

    财政收入保八严峻  全年预算恐难完成

　　在过去的一周里,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可能是国务院所有部委负责人中最风光的一个。10月4日,谢旭人被英国《新兴市场》杂志评为本年度“亚洲最佳财长”,理由是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及时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不过,作为共和国的“大管家”,谢旭人在享受荣耀的同时,也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一年收入行不行，八月十五放光明”,是老财政人都知道的一句财政术语,意思是说,一年财政收支能否平衡,农历八月十五是个关键的节点,年底政府的钱袋子是鼓是瘪,在农历八月十五的时候就能够有个基本准确的预判。

　　“虽然8月份财政收入有了一个可喜的变化,增长36.1%,但是上半年包括7月份财政收入增长并不理想,这样全年平均下来看,数据并不理想。”一位财政部官员向《华夏时报》记者谨慎表示,“全年看来,完成财政预算并不十分乐观。”

　　相对于官员的谨慎表态,中央财经大学税务学院副院长刘桓的判断则更为大胆:“现在看来,今年财政收入保八争十的任务很难完成。”刘桓表示,目前财政部想完成任务,最可行的办法只能是加强征管,做到“应收尽收”。而如果预算完不成,财政部将可能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在财政政策方面也可能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

　　全年预算难完成

　　10月3日即农历八月十五,此时无论是接受采访的官员专家还是数据分析,都显示出同一个信息:今年的财政收支情况并不乐观,上半年连续的财政收入负增长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巨额财政支出,无疑是今年财政部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本报记者此前在财政部采访时,曾有官员告诉记者:“争取完成预算任务是我们的工作基调。”但是在上半年财政收入负增长2.4%的背景下,要完成财政收入保八争十这一任务的艰巨程度可想而知。

　　时至8月,财政收入终于有了可喜的变化。8月份,全国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月增加1389.54亿元,增长36.1%。在去年7月财政收入增长掉头向下以来,走过一年的低谷,财政收入终于恢复了以前30%以上的增长速度。但财政部在其分析情况中表示:“本月收入增长较快,主要受去年8月份收入基数较低、今年又有一些一次性或不可比增收因素影响。”

　　此外,1-8月,我国财政收入虽然累计实现了正增长,但增长幅度比较小,特别是中央本级收入仍然下降1.6%。在8月份财政收支情况分析中,1-8月中央本级收入累计增幅比预算要求的增幅低11.4个百分点,完成预算任务仍然艰巨,全年财政收支紧张矛盾突出。

　　上述财政部官员表示,财政收入形势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外部条件的制约,财政收入回升的势头、强度和速度都有待观察,即便8月份的这种增收势头能够保持,但是和前7个月平均计算,全年的形势仍旧不是很乐观。

　　收入回升不稳固

　　近期谢旭人在江西等地考察时明确表示,目前财政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财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在财政收入增长呈现回升态势的近几个月,税收收入并没有实现大幅的增长,为财政收入增长作出贡献的是大幅增长的非税收入。

　　虽然从7月份开始,财政部公开的财政收支情况数据中,已经不再明确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的增长比例,但是从财政部的表述中不难看出,8月份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不免包含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在中央和各地财政收入增长中,“非税收入”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亮点。5月份,财政收入实现正增长4.8%,但占财政收入主体的税收收入依然为负,同比下降3.1%,为财政收入实现正增长立下汗马功劳的是非税收入。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月非税收入大幅增长130%。

　　在税收增速一直处于负增长的前5个月,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同比下降9.4%,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1.2%,二者增幅相差30.6个百分点。时至6月,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累计税收收入同比下降6%,非税收入同比增长31.4%,二者增幅差距进一步拉大到37.4个百分点。据此推算,6月份当月非税收入增速远超过5月份130%,完成1383.91亿元,创造了单月最高纪录。

　　在各省,非税收入增长数据则更高,上半年累计,宁夏非税收入同比增长37.9%;山西非税收入同比增长43.3%;湖南非税收入实现317.2亿元,为年度预算的53.5%等等。正是由于非税收入的高速增长,在上半年大多数税种还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下,从5月开始,我国实现财政收入正增长。

　　事实上正是非税收入的增长，让诸多财政人对今年的财政形势并不乐观。据了解，在7月份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大多数地方厅(局)长并不轻松，他们担心非税收入的不稳定性，因为浮财总有扫尽的时候，下半年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也是有限度的。

　　形势可能更加复杂

　　眼下,全国财政收入前8个月累计增长2.6%,累计增幅比预算要求的增幅低11.4个百分点,完成预算任务仍然艰巨,全年财政收支紧张矛盾突出。而在增收节支都很困难的环境下,刘桓认为接下来财政部可能将要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

　　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期,很多企业本来就经营困难,没有利润甚至没有营业额,加强征管空间不大；而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前8个月财政支出同比增长22.7%,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社会保障、教育等,都需要不能打折扣的投资,财政部增收节支的困难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完成年初财政收入增长9.8%的任务困难很大,这已成为接受采访时诸多专家的共识。

　　刘桓早在上半年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今年财政赤字超过9500亿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一判断也和国家发改委经济所财政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刘国艳的观点不谋而合。刘国艳测算认为,在不考虑加强征管的情况下,全年财政收入可能增长5.7%,预计全年的赤字大概占GDP比重3.5%,达到1.1万亿元左右。这就意味着,今年将可能在原有9500亿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增加1500亿到2000亿的财政赤字。

　　不过刘国艳认为,尽管可能超出3%的比例,但比起大部分欧美国家10%左右的比例,中国的财政状况仍然要稳健得多。“应该宽容对待赤字率的上升,要以短期财政政策的失衡来换取经济早日摆脱困境,并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从而实现长期的财政平衡。”刘国艳表示。（华夏时报 10/10）

    城市化进程转向小城镇：中国城市化还有多少空间？

    继城市棚户区改造之后，重点镇建设或将成为扩大内需、保增长的投资新着力点。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给各省（区、市）发通知，要求各省上报重点镇建设的政策、经验。

    据住建部村镇司人士介绍，日前住建部主要负责领导指示村镇司，要对重点镇现行政策进行调研，谋划出台支持重点镇建设的新政策。全国性重点镇1887个均在调查范围，各地区政府均要撰写这些重点镇2004年以来的建设经验和地方政策。

    中国城市规划协会副秘书长赵云伟向记者表示，扩大内需、保增长情况下不能动摇房地产支柱产业地位，但同时又不能使房价再大幅度攀升，影响居民住房消费需求。

    因此，今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城市房地产市场调控采取“不出台新政策”的措施，而对农村和乡镇住房建设给予大力的资金和政策扶持，试图将城市化进程重点放在小城镇建设上，而不是让人口大规模涌向大城市。

    中央投资扶持

    以往一直不被重视的重点镇建设，在扩大内需、保增长的背景下，成了新经济增长点的首选。不少地方政府也将地区内重点镇建设作为城市化建设的一个着力点。

    陕西省今年准备投资22亿元支持107个重点镇建设，主要投资用于重点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污水管网建设等。陕西省建设厅村镇处一位负责人电话中对记者说，重点镇是县城的副中心，是城市化的第一站。陕西省政府对本省的重点镇建设提出的要求是，建设必须达到县城的标准。

    一位多年从事规划工作的人士对记者说，当前中央财政投资对于重点镇建设支持力度很大。国家发改委有专门针对重点镇供水、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补贴资金。今年下达的第三批扩大内需中央投资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投向重点镇的供水设施建设。

    以贵州省宜春市为例，该市2009年6月份所获得的第三批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镇供水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共计1903万元，用于建设约20.5公里的供水管网，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其补助有620万元，补助规模约30万元/ 公里。

    上述规划行业人士说，今年城市建设用地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国土资源部给了各省城乡统筹用地周转指标。各地在利用这个周转指标的时候，就必须推进小城镇建设，推行撤村并乡等。日前，住建部还专门安排了农村危房改造奖励资金，意图就是将对农村危旧房改造投资与涉及农业的财政补贴连接起来，实现以财政投资引导农民更换住房的扩大内需目的。

    鼓励引入社会资金

    将城市化进程重点放在小城镇建设上，不仅打破了开发商关于“扩大内需必先扶植房地产市场”的预言，更帮助了农民、农民工等最需要改善居住的人群，实现了他们的住房需求。各地重点镇建设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仿效城市建设的方式，给重点镇大量财政投资，将其建设成小型城市；另一类则是一些带有民族、地区特色的特色镇建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此前的村镇建设工作讲话中指出，各地重点镇建设应因地制宜，不鼓励一刀切，提倡民族特色、地区特色的重点镇建设风格。除了在规划设计上鼓励因地制宜，实行不同风格建设方式外，住建部还希望重点镇建设能实现引入社会资金的城市开发运作方式，而不是集中城市财政资金，用钱堆起来一个小型城市。

    记者了解到，一些地方的乡镇建设采取与房地产企业合作运营开发的模式，受到了主管部门的肯定。例如，华润与广西百色市合作建设的“希望小镇”不仅为348户农民建设了新居，还为乡镇建设了幼儿园、沼气、太阳能等设施。与此同时，华润又跟当地农民签订农产品委托种植和包销的协议，将其作为自己粮油生产等原料基地。

    赵云伟也向记者表示，衡量一个中小城镇建设是否成功，不仅是看其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更重要的是看当地农民的就业、社保情况。如果农民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改善，仅仅是住到城市里，也算不上城市化。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说，预计本次住建部的调研将总结重点镇建设经验，下一步会出台针对重点镇建设的奖励政策。

    另外，陕西省刚刚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制定2009-2012年的三年重点镇建设规划。上述接近住建部的人士说，陕西省是今年重点镇建设推进力度最大的省份，也是将重点镇建设作为扩大内需重点工作的省份。因此，陕西省的众多探索可能成为今年制定重点镇建设鼓励政策的参考依据。（21世纪 10/10）

    信诚人寿：矩阵平衡下的盈利博弈

    《21世纪》：作为从业20多年的保险公司掌舵人，你对保险公司经营必定感触良多，之前听说信诚内部奉行“矩阵平衡法”，希望能与我们分享。

    陈嘉虎：保险公司的经营，好比矩阵的四个角，分别代表规模、盈利、内涵价值和首年亏损，互为制约影响。你可以冲规模，就是增量，但是放量增长时候，会影响到你的利润。因为通常用来冲保费规模的产品，利润指标相对比较低，盈利受影响。此外，盈利还受到内涵价值（Embedded Value）制约。通常EV高的产品，首年亏损又比较高，又会反过来继续影响当年盈利。有个小故事可以分享一下。给客户让利最大的产品，是不是受客户欢迎的畅销产品呢？当年马来西亚有一家公司就曾尝试过。这家公司推出一个产品，给到营销员佣金8%（行业惯例30%），其余让利给消费者，结果该款产品的销售完全失败。

    《21世纪》：在中国保险市场博弈中，中外资保险公司在策略上面有何不同？

    陈嘉虎：稳定性的经营，它最主要是一个公司经营的哲学。而经营哲学，每个公司都有很大区别。比如说今天部分公司主要打规模战，因此选择了做大规模的市场策略（产品和渠道）。一般来说，这种思路的结果是偏向于短线行为，业务受经济环境影响的波动容易比较大。就信诚而言，借助外方股东160多年的寿险经验，我们确立了稳健的业务发展策略。在产品开发方面，我们最看重的一个指标--产品的内涵价值，EV包含了公司现有业务创造价值的能力，即未来能带给公司股东的现金收益的现值，因此它体现了公司现有业务的经济价值。

    《21世纪》：目前在中国你们怎么考虑矩阵关系？

    陈嘉虎：信诚在中国还属于中小保险公司。仅在外资合资寿险公司当中，我们保费收入排在前五之列。因此，规模发展也是信诚重要的使命。但是，在发展规模的时候，我们也要平衡内涵价值发展。在经营到第六七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探讨利润周期；我们的股东也鼓励（并不是强制），希望我们能够尽快达成这样的一个指标。从今年开始，我们全面关注矩阵发展，也因此看到了以前未能重视的一些做法。我们很骄傲的说，信诚已经开始掌握矩阵发展的规律，懂得如何更加有效、健康地实现平衡。在个人从业经历中，实际上2009年也是我成长最多的一年。

    《21世纪》：矩阵平衡术中，信诚对于利润如何看待？

    陈嘉虎：矩阵发展论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营管理，因为它会决定公司利润目标。利润又分为两大块，一个是投资利润，一个是经营利润。很多公司表面看起来是盈利，但是你要透彻观察，它的利润是来自投资利润，还是经营利润？我认为比较健康的保险公司的利润应该更多来自经营，要是公司的投资盈利而掩盖了经营亏算的话，未必健康。如果投资也有利润，经营也有利润了，那当然是最好的。

    《21世纪》：成立近十年，信诚人寿尚未盈利，股东对公司的盈利的态度如何？

    陈嘉虎：今年是信诚第九年经营，当然董事会也希望我们能够达到7到9年的利润周期，我们也非常努力去争取。应该说，信诚今年也把打平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很多人说一家保险公司的利润周期应该是在七到九年之间。不过，我倒持有不同的观点，这七到九年的利润周期，应该是适合于海外的模式。海外的模式，就是说新成立保险公司能够在成立之日起自由开设网点经营，如此情况下，七到九年的利润周期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在国内，特别是外资合资寿险来说，情况非常不同的。首先，我们不能够在一次性或集中几年内在全国铺设网点，因此固定成本支出无法在新公司设立前几年计提；现实的情况是每一年都必须开设新点，相应每一年就有新支出，很自然的就会把利润周期拉长。信诚是属于合资寿险中开网点比较多的，每年都开两家分公司、几家营销服务部。每一年都有很多新的投入。如果说，我经营了三年四年之后，我就不开新点了，我认为我们可能早就盈利了。

    金融危机成为“调结构”契机

    《21世纪》：金融危机，不少地区保费收入都在下滑，但是保诚集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美国的市场增长比较快，但是亚洲销售的比重是降低的。

    陈嘉虎：与其它公司相比，保诚在亚洲业务的下滑比例，应该低得多。原因在于保诚集团在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业务是一个有机组合，个别市场因特殊原因严重下滑，多数市场依然呈现稳健增长，有效平滑了整体业绩。具体来看，保诚集团亚洲业务下滑的主因是源于两个重要市场的特殊情况，即香港和新加坡。新加坡方面主要是2008年政策性因素发生大变化。以前，大多数新加坡居民直接使用中央公积金账户（CPF）中的账户进行投资，所以很多人购买投连、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养老金。2008年，新加坡出台新规，对CPF各帐户的最小现金留存值作了强制规定，同时提高了帐户的保证利息，大大地影响了新加坡居民投资和购买保险的意愿，导致整个市场出现大幅下滑。此外，香港是保诚亚洲保费收入的重镇，银保渠道贡献了当地市场一半业绩。而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对香港整个银保销售业务冲击很大。

    不过，保诚亚洲凭借多元化的经营组合而冲减了这两个市场损失。比如说马来西亚保诚，2008年至今业务依然大幅度上扬。在当前市场下，保诚集团着力于稳健，发展内涵价值。从去年开始，整个亚洲保诚重点发展健康意外险，致力于发展业务的内涵价值。信诚也是如此。所以，金融风暴才能检验一家公司的本质，至少在寒冬的时候，假如你有未雨绸缪的做法，假如你懂得怎样在寒冬里面获取你的粮食的话，你就能够更有效的改革这个行业。

    《21世纪》：刚才提到，香港市场、新加坡市场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在马来西亚市场、中国市场，保费却是在增长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对保险造成了两级的影响，总体而言，此次金融危机对保险有何影响？

    陈嘉虎：金融风暴的爆发原因是跟保险基础业务无关。比如，AIG的亏损主要来自金融衍生产品部门。纯粹从保险角度来说，它是没有影响的。金融风暴对整个保险的影响，是无形的影响比实际的影响更大。以中国为例。以前，大家觉得洋货会比较好；现在觉得国货也不错，这是心理的转移。当然，我认为更确切的是，洋货、国货各有各的好处。现时来说，金融风暴至少教会消费者理性分析，促使大家根据自身需求购买审慎地购买保险。

    《21世纪》：当前，国内合资保险有中资化的一个潮流。从业绩上看，中资的保费增长和外资出现了一个较大差别，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陈嘉虎：从宏观的趋势来说，全球都在关注中国。中国4万亿的刺激经济方案，老实说让很多国家目瞪口呆，还有奥运会，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对于中国的印象。你所说的情况，我认为只是一种现象。一些公司可能是觉得合资公司在国内发展难，碰巧遇到好的机会，因此选择一种转型。我不认为外资现在比中资发展慢，单纯的业绩数字、保费收入有点片面。为什么这样说？这就像考试的情况。今天别人总分数是500，我的总分数只有300，表面看起来我不如人家，对吧？但是，别人考了五个科目，我只考了三个科目。如果看平均单科成绩，我不比别人差。

    举一个例子，在外资里面，信诚网点算是比较多的，在全国目前我们有31个城市有网点（含批筹）。一般每年，我们最多开设两个分公司，四个营销服务部门。可是，一家最小的中资公司，它一年可能开几百家营销服务部。如果你们做统计的话，一家中小型的中资公司所有的网点加起来，可能比所有28家外资的点还更多。更有趣的是，如果你使用内涵价值做指标，我觉得外资增长肯定是进步得比较快。更公平的方法，应该是参照大家的起步原点来做比较基准。

    《21世纪》：你觉得信诚管理层和中外资股东之间的协调怎么样？

    陈嘉虎：我们和股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默契的。一方面，外方股东自身经营寿险，所以理解和支持信诚的做法，保诚的产品经验和销售模式等帮助我们在业务上保持领先。另一方面，我们的中资股东懂得本土化经营策略，中信集团在中国拥有众多业务，所以它也在渠道资源上大力支持信诚。比如说我们的银行保险， 中信银行(行情 股吧)目前是我们最大的银保合作渠道，占了接近40%的比例。

    后危机时期的经营方略

    《21世纪》：在营销方面，近期似乎在试图培养一些高端的销售人员，信诚有何具体规划？

    陈嘉虎：金融危机其实也是一个契机，客观上促进信诚为了今后的健康发展而进行主动调整。这种调整也与市场和监管层的方向是一致的。在过去，保险公司为了增员，投入了大量的展业金。结果导致很多新人为了展业金而来，抱着保险过客的想法。这对行业发展非常有害。信诚的观点是，保险是一个很慎重的长期产品，一个不投入、不认真、自己都不知道明天是否会坚持做保险的营销员和客户经理，凭什么去给别人做保障规划，凭什么去说服人家买一份十年、二十年的保险承诺？信诚要从根本上培养真正热爱保险事业、愿意长期发展的专业营销员。

    去年6月份开始，信诚对营销员渠道进行全盘大整顿，对营销员的续保率、活动率、必修课程培训等全面考核。之前，我们营销员队伍有1.5万左右，通过考核，迄今我们清理了接近1.3万人左右，其间通过不断增员合格新人，营销员队伍目前稳定在1.4万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了新基本法的实施，资源向有志于长期从事保险工作的营销员倾斜，从而大幅提升了优秀营销员的留存率。此外，我们也更加重视开展营销员的专业培训。除了基础和日常的职业培训外，我们也加大了对高端销售人员的培养，预期在三年时间内至少培养出3000个寿险规划师，1000个国际认证财务顾问师。我的目标是把信诚塑造成一个真正保险的公司。我本人对此非常非常执著。不仅是因为我是CEO，我本身也从保险里面得到很大的收益。

    《21世纪》：具体而言，信诚在渠道上面有哪些调整？

    陈嘉虎：这两年我们主动做了很大的调整。从单一的以营销代理渠道为主，到2007年底开始发展营销员、银保双渠道，同时配合团险、电销等多元营销，也就是除了“两条腿”之外，还要发展“两只手”。从业务结构来说，信诚理想的业务比例是：营销渠道50%左右，银保30%左右，其他20%左右。

    《21世纪》：对于日益蓬勃的保险中介，信诚人寿如何看待和开展与之合作？

    陈嘉虎：中介挺有趣，有它的好处，我们目前还处于探讨阶段，寻求合适契机开展合作。在海外，中介经纪公司不是靠推荐高佣金产品赚费用，而是通过给客户提供最好的方案获得佣金。相应的，对销售顾问专业度要求更高，必须有能力了解整个市场，然后为客户推荐一个最适合的产品。因此，我们更倾向于与拥有这种经营理念的保险中介公司进行合作。

    《21世纪》：后危机时代，对于之前金融机构对业绩的无限追逐你怎么看待？

    陈嘉虎：同业普遍反映，业务指标年年涨。拿上市保险公司来说，季报、半年报、年报定期披露，对业绩的压力很大。股东们要看你的利润、营业总收入、现金流，还要看环比增长、同比增长，如果数字不好看，怎么办？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评论文章发出来，严重点会引起股价大幅波动。所以，很多管理者被迫短线思考，被迫放弃对未来有益的长期投入规划，重点思考当前会计年度的损益。我在这里想提倡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都要确立合理的期望值。股东们可能说，今天你要给我10%的回报的话，我明年就要求15%，你真的要干出15%的话，我要求你20%，当股东采取这种不合理的要求的时候，身为管理层怎么办，只能剑走偏锋。所以，我们需要帮助股东们建立合理的期望值。

    券商佣金战升级

    券商之间的佣金战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一线城市愈演愈烈，并且，一些券商又将“战火”烧到了其他地区，大有燎原之势。

    近日，北京某券商的一位内部人士表示，近来一些券商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的营业部已经开始悄悄地在做“本地开户，异地结算”业务，目的是吸引其他高佣金地区的客户。

    一线城市的佣金战早已展开。“现在中银国际对外公开的佣金率是千分之一点五，但是，一些资金大的客户可以给到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八，而资金量大且交易活跃的客户可以给到万分之六，底限是万分之四，因为如果给到万分之三的话，对于中银国际来说就不赚钱，而只是走流水了。”中银国际的一位经纪人称。

    “现在10万元资金量给到万五、50万元资金量给到万三的的客户很多。”财富证券的一位营业部经理称，事实上，万四对于一些券商来说，还算不上底限，有些成本低的券商佣金成本可以到万分之二点多，所以，万三的佣金率还是有利润空间的。

    虽然一线城市的佣金战如火如荼，但是，二、三线城市却显得相对平静。“比如，中银国际在沈阳地区仍可以要到千分之一。”上述中银国际的经纪人称。“对于北京、上海和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券商营业部非常多，而且集中，就只能打价格战，而对于其他的城市来说，一些地方券商在当地拥有垄断地位，有的小城市甚至只有一家营业部，所以，价格战对他们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即便要到千分之三也有客源。”东方证券的一位经纪人表示。

    “对于一些中等城市，虽然也有很多分属不同券商的营业部，但是，多数情况下，它们已经达成了默契，形成了一个利益结合体，并且共同维持现状，没人敢出来第一个降价，因为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现在的券商营业部除了人事和股权关系受到母公司控制之外，是自负盈亏的。”上述中银国际的经纪人表示。

    不过，最近却出现了一种新的价格战方式——本地开户，异地结算。记者向多家券商的经纪人求证，他们或者表示自己就在做，或者表示听说过此事。“这种方式的流程是这样的，比如客户人在沈阳，但是沈阳的佣金又比较高，如果某券商营业部争取到了这个客户，可以让该客户到该券商在沈阳的营业部开户，然后，该营业部与在北京的营业部协调，要到北京营业部的席位号，并把该客户归到该席位号的名下就可以了。”上述财富证券人士称，现在网络发达，这样做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

    但是，“这种方式有‘打擦边球’的嫌疑，现在保险公司经纪业务是按照属地原则的，期货公司的经纪业务有所放开，不过，对于证券公司来说，现在只是要求开户人本人必须到现场开户，而且，各家券商之间互相监视得很紧，前段时间就出现过某券商经纪人替客户开户而被竞争对手告到当地证监局的情况，不过，本地开户、异地结算这样的业务法律上确实没有明文禁止。”上述东方证券经纪人称。

    “说到底，这样做就是在争夺客户资源。一线城市的佣金低，而二、三线城市的佣金高，自然会有人想到借助一线城市的通道。”上述东方证券经纪人认为，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使客户的资金往来更方便了，比如，客户人在辽宁，但是，资金的流转必须在北京进行的情况下，开通这种业务确实给客户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但是，“对于公司整体来说，争取客户是好事，但是，具体到每家营业部和每家营业部里的个人来说，却涉及到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毕竟，现在营业部都是自负盈亏，而且，在公司内部也存在竞争关系。”上述中银国际人士称。“北京、上海和深圳的营业部很多，一家不做，可以换一家来做，只要利益分成的条件还不错，总会有人愿意出来做的。”东方证券的上述经纪人称。“这样可能导致地方性券商的垄断优势尽失，而且，佣金价格战的战火可能从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蔓延到其他地区。” 国信证券的一位经纪人称。（21世纪 10/10）

    证监会就国际板问计外资投行

　　CBN记者日前了解到，证监会正在就国际板相关事宜向外资投行征求意见。“此次证监会只是向外资投行进行一些比较初级的询问，由此，我们认为，国际板上市规则草案或讨论稿很难如市场之前所料，在国庆节后马上推出。”一位外资投行人士向CBN记者表示，“相关规定推出最快也要在今年年底了。”

　　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德地立人上月初曾预计，如果股市平稳，国际板上市规则讨论稿有可能在“十一”后公布。不过，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认为，证监会的上述举动表明，国际板的推出已被列入具体日程，且在非常认真地作准备。

　　投行作答两方面问题

　　据外资投行相关人士介绍，证监会此次就国际板征求意见，主要关注发行上市和监管两个方面。在发行上市方面，外资投行就企业发行上市所需具备条件、企业发行上市申请所需文件及具体规定、各种上市模式、不同中介机构需具备的资质要求、上市规则以及交易规则等问题向证监会进行了介绍。“我判断，证监会更多的是关心外国公司与本国公司在发行上市条件、规则等方面具体有哪些不同，对外国公司在国际板上市是否有特殊要求。”一家外资投行高管昨日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在监管方面，外资投行就交易所和监管机构分别承担哪些监管责任、如何处理投资者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介绍。“我国国内的上市规则同国际上确实存在一定差距。在一些规定上，我国会比较严格；相反在另外一些规定上，国外会比较严格。因此中国推出允许外国公司来我国上市的国际板，确实需要和外国的金融机构进行大量的交流和探讨。”华生昨日在接受CBN记者采访时表示。

　　追寻规则背后逻辑

　　平时外资投行也会被证监会邀请过去做相关方面的介绍。“毕竟这也是一种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双方可以在这样的沟通中受益。”不过，据多位外资投行高管向CBN记者介绍，在外资投行向证监会进行常规性的介绍时，证监会更关注的往往不是具体的规则等事宜，而是规则背后的逻辑。“证监会不会把问题停留在为什么规定的是两年，而不是三年这样的细节上，而是会关注该规则制定背后的逻辑。具体规定很好回答，但是背后的逻辑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上述外资投行高管表示。

　　从目前公布的消息来看，不少外国公司表示对国际板有“浓厚兴趣”。汇丰表示一直在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保持紧密联系。一旦监管层放行，汇丰最快一个星期就能提交A股IPO申请文件。而众多本土券商也纷纷向CBN记者表示，对于国际板的启动持“强烈热望”的态势。

　　商务部相关人士此前曾告诉CBN记者，明年上半年国际板一事将会有所突破，可能实现部分外资企业率先在中国上市融资。德地立人也表示，明年有望在国际板上市的企业是两三家，“两年内是五六家，五六年内是二三十家。”

　　对此，华生强调，中国推出国际板一定要十分谨慎。中外证券市场在规则体系、主板定价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投资者思维方式也不同，需要在深入了解和研究后制定出相关政策。（第一财经 9/10）

    硅谷之谜与中国镜鉴

    2004年的某一天，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几位人员来到位于硅谷Menlo Park的Sand Hill Road，埋头开始工作。加州骄阳如火，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伏地而量--以280高速公路一路向北至Santa Cruz Ave。他们想知道：这条神奇的“Sand Hill Road”究竟有多长、多宽？

    Sand Hill Road是硅谷乃至全美最显赫的一条道路，聚集了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于美国新兴市场的意义不亚于华尔街之于证券市场。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的不动产价格已高于世界任何其它地方，到2000年中，土地价格甚至卖到了144美金/平方英尺。而由于Sand Hill Road长度尚不到2英里，越来越多风险投资机构的挤入，也使它所涉及区域不断向道路两边的丛林深处扩张。

    “左右各扩张了多少”是这条神奇之路的另一重要物理数据，自然也被前来的中国客人详细记录在案。但是5年后的一天，当办公地点正位于此地的某美风险投资合伙人向记者追溯此事时，表情困惑。另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场对话。

    “这里大概掌管着全美多少风险资金？”

    “40%是从这里出去的。”

    “这里每个办公室一般有多少人？”

    “三四个吧。”

    “啊！这么少的人管这么多的钱？！”

    对话完毕，就此揭开上述中国某高科技投资园区的大规模量地工作。

    “依样画瓢、缘木求鱼！”5年后的今天，美风险投资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仍然觉得不可思议。在他看来，幻想通过一个简单的物理复制就能变“Sand Hill Road”为中国“沙丘路”的想法简直幼稚到滑稽。但在这一朴素到不能再朴素的冲动背后，却透露了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至今中国复制硅谷的急切。

    甚至于在5年之后、当中国已拥有无数个自称为“中国硅谷”的区域时，这仍是一个类似著名电影《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神秘问题，多少地方政府前仆后继赶赴这里--究竟美国怎么就有了硅谷？到底什么是硅谷？中国有没有可能打造硅谷？中国应该如何打造硅谷？

    “天时、地利和人和造就了这一特例，不仅中国很难复制，美国自己也很难复制。”见证过硅谷几十年风云的“老硅谷人”更多是这样强调。换言之，这是一个与中国本土截然不同的商业世界，从语言到隐藏其后的思维方式，从企业成长的路径到支撑这条路径的整个社会体系。

    另有硅谷声音希望中国能给“硅谷模式”更多空间。“硅谷的创新力，主要来源于无数‘小而灵活’的创业公司，但强调规模效益的‘大’是目前中国振兴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而中国刺激计划实行到今天，主要受益者仍是国企。”

    问题于是最终又回到了这里--不能再次发生的硅谷究竟有什么可被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外来者”又应该复制硅谷的什么东西以及如何给予支持？

    小而巧的起跑

    旧金山时间2009年8月31日，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Edison S. Tse在斯坦福Skilling Building的二楼教室翻开了他的讲义夹，席下，是一列前来求学的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