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表明，在应对经济下滑的宏观政策中，财政政策的效果比货币政策更为直接、明显。此次保增长的措施中，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并被置于首要位置，而巨额的投资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出口、消费和企业投资的下降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笔者看来，如果着眼于长期增长、结构转型和民生，则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应该是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主要内容。因为投资只是一种中间需求，它首先引起关联产业的企业和工人收入增加，而投资需求能否有效地发挥对国民收入的拉动作用，取决于关联企业的投资倾向和这些企业中工人即居民的消费倾向。企业的投资倾向取决于其对市场需求的判断，而市场需求归根结底取决于终端需求即居民的需求，如果居民的消费倾向不高，财政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高投资率，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如何维持并进一步扩大居民的消费倾向是实现长期增长、结构转型和民生的关键所在。

此次扩大内需的措施中，将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无疑是正确的。此类投资既对当前的经济增长也对结构转型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而对于非保障性房地产工程、高污染、高能耗、高资源消耗和严重依赖外需的产业投资项目则应该坚决压缩。在前几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调整结构是非常困难的。当前我国经济的下滑为调整结构提供了良好的时机。高投资和低消费是困扰我国经济的一对主要的结构性矛盾，利用财政政策重点解决居民的低消费问题，既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又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长期增长。

导致目前中国居民低消费倾向的主要根源是住房、教育和医疗。其实,它们一直是我国近年改革的主要目标，但问题迄今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住房改革使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但普通居民也买不起房，高房价实际上挤出了消费；教育改革催生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化倾向，高昂的学费似乎也超出了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医疗改革也不用说了，医疗费一个劲儿涨，许多没有医疗保险的老百姓干脆不看病了。住房、教育、医疗方面改革的不到位，造成了中国居民消费预期差，被迫储蓄，消费自然不能扩大。唯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人们对于社会保障及养老问题的诸多担忧才会真正减轻，才能真正撬动消费，并使中国经济实现结构性调整。

由政府主导保障性住房的投资建设，以有效平抑房价，释放消费。笔者认为，基于人口多、收入低的基本国情，当前的住房改革方向应该作出调整，首先要解决的是占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问题。住房开发模式也应该相应地改变，住房的组成应该由商品房为主向保障性住房为主转变；开发的主体应该由市场主导向政府主导转变。政府除“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降低住房交易税费，支持居民购房”外，应着力在降低房价上下工夫。降低房价的首要因素是保障性住房的用地价格；此外，为支持居民购房，政府还应该提供优惠的按揭贷款来源和购房补贴。这些措施都需要政府在财政政策上作出安排。

坚决制止教育产业化倾向，公共财政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投入方。前些年，教育产业化曾被一些人视为扩大消费的重要途径，实际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呢？主要在于政府以产业化的名义减少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投入，学校以产业化的名义大肆乱收费，结果导致居民的教育支出过度，居民的教育支出除用于学生消费外，还被用于学校消费和投资。换句话说，教育产业化挤出了居民消费。教育产业化没有被任何一个国家作为国策；教育应始终坚持公益性原则。在我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的条件下，对于基础教育应坚持完全的财政投入；对于高等教育坚持以财政投入为主体，并严格限制公立学校的收费；对于职业教育，政府应给予财政补助。

在财政支持下，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些年，沉重的医疗负担往往使我国一些病重患者家庭陷入困境，而为了防备疾患，居民被迫储蓄。依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有效措施是医疗保险。目前，农村实行的农民合作医疗保险由于数额过小，不敷满足需要；城镇人口中没有医疗保险的人群也不少。与世界各国相比较，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了将防备疾患的储蓄释放为消费，政府除“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外，还应该设立专项医疗保险财政资金，为城乡居民应保尽保，一举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

作者：赵中伟??来源：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