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日渐突出。有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43亿人，占总人口的11%，预计2020年将占17%，2050年将占到31%。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未富先老的特点。上则新闻中提供的数据表明，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基本上是在5000美元至1万美元，而我国2006年人均GDP仅有2000美元左右。

    的确，解决养老问题全部指望是不现实的，毕竟当前我国的财力是有限的，让养老方式多样化有利于缓解压力；而且，西方经验证明，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

    但问题是，当前我国在社会化养老方面仍处在“初级阶段”。有关部门提供的情况表明，目前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小、水平低，大量的农民工和非正式就业人员都没有养老保险；在农村，农民更是几乎无缘养老保险。就整体来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养老还是一种很普遍的形式；商业性养老虽然发展迅速，但多限于高收入阶层。

    显然，在养老问题上，当前还需要有关部门作进一步的努力。而此时公开提出“养老问题不能全部指望”，会不会成为某些部门转嫁责任的借口？类似的先例不是没有。比如，教育问题和医疗问题，就是某些部门“追求效益化”，然后“理直气壮”地减少投入，把原本由财政承担的成本转嫁到普通公众身上，结果造成上学难、上学贵、看病难、看病贵。所以，现在提出养老问题“不能全部指望”，并拿西方经验加以佐证，并不合时宜。笔者担心，养老问题，会不会与教育、医疗等一样，投入减少或者在目前低水平上停滞不前？

    作为养老的必要补充，强调家庭养老、商业养老，探索其他更加多样化的养老方式，都是必要的。但在目前国家主导的养老保险覆盖小、水平低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应主动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劳动者在退出社会化大生产后，应得到必要的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