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阶段：中国的挑战与应战
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已经结束，民众现在可以尽情享受在国内迎接奥运火炬的喜悦。但境外传递中的那些不和谐事件，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中国融入全球的过程，是否会像火炬传递那样曲折？
每一个时代都有标记自己的方式。还来不及认识全球化为何物，人们已然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承载了许多时代精神，比如机遇、共享。中国近30年的开放和发展，也被涵盖在全球化进程的宏大历史范畴之内。在与西方国家逐渐深入的交流之中，中国学习和引入了西方的知识、技术和制度，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个过程似乎会一帆风顺。
但是，“全球化”替换“国际化”概念，国家边界和本土价值被弱化，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掩护下，乔装成超越国界和本土文化的普世价值。中国无疑也浸染在西方价值观之中，我们逐渐把西方价值观作为评判坐标，仿佛只有在“西洋镜”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在这样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民众心理，自然希望得到西方价值观的褒奖。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国在全球的成人礼，而且在申奥过程中，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支持。然而，当西方舆论借“3·14打砸抢烧事件”发布不利北京奥运言论的时候，当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递受阻的时候，我们发现，迎合西方的价值观殊为不易，在更加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遭遇很多困难。
中国和西方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发达国家需要进行产业转移，而中国甘心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化进程尽在西方的掌握之中，西方的价值观与资本一道，顺利地向中国输出，贫穷的中国“饥渴地”享受这两种营养。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将不再只是“世界工厂”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价值观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信，这既是因为经济实力的壮大，也是因为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顶礼膜拜的情绪逐渐消除。世界已经看到，“中国道路”将与“中国资本”开始向外输出，虽然目前还只是在起步阶段，但将对全球价值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把全球化推向新的阶段。这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经阶段，正如李强教授所说：“西方的文化中有普世价值的元素，中国的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的元素，但是没有一个文化可以独立地作为普世价值而存在。”全球价值中也要有中国因素。互相影响和融合，才是全球化的完整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全球价值，否则只是单向的西化。
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国将对西方的地位和价值观形成事实上的挑战。但西方显然还没有为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做好准备，它们在价值观方面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优越感，仍然希望全球化在它们设计的轨道中前进。正因如此，它们会有意或无意地给中国制造障碍。那么，中国如何将全球化推入新的阶段？在自身地位逐渐提升的同时，如何尽量避免与西方发生经济和价值方面的冲突，和平地向西方发出挑战？这又是中国将要面对的挑战。米特尔曼在《全球化综合症》中文版序言中写到，“中国已经坚定地面对我们时代的这种不均衡特征。在对全球化做出一种公正而合理的反应过程中，中国无疑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
是的，中国已经来到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位置，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围绕这个主题，本期本报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共同探讨中国在全球化中如何应对，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73期。(曹理达)
“西洋镜”
《21世纪》：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已经结束，但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部分西方国家借藏独分子制造的“打砸抢烧事件”掀起反华高潮，不但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且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也有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和行为。那么，这次反华高潮，只是由特殊时机(奥运火炬传递)的特殊事件(藏独的活动)引发，还是有更深刻的背景、原因和影响？
谢立中：西方国家中的部分人士，包括部分员、媒体、普通公众等，对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行为采取了放任和支持的态度，这跟中国的崛起是有一定关系的。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这些人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所产生的怨恨和焦虑情绪。那些习惯了自己国家做世界老大的人，以及一些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处于对立面的人，对于中国的崛起自然不适应，他们不希望中国强大，对中国崛起感到不愉快。此外，尽管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但发达国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了损害，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因为工厂搬去发展中国家，他们陷入失业的困境，这些人自然也会像当年怨恨日本崛起那样怨恨中国。这些对于中国崛起有负面情绪的人，在遇到一定机会时，都有可能趁机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
时殷弘：中国和西方之间问题很多，当中西藏问题特别尖锐。这一次产生空前的风波，和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有一定关联。但是，西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个象征，背后埋藏的是西方更深层的情绪和动机，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理。8年前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西方支持我们办奥运会，希望办奥运可以使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那时的中国还远不像今天这样强大，在申奥成功后的这些年，中国已经朝着西方当初希望的方向，不断深化改革、进步发展。而今天西方很大一部分势力却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西方有一大批势力，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对中国跃升的国际地位抵触和嫉妒。
李强：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西方媒体这次的报道，和以前对中国的报道相比，没有实质性差别。我以前在英国和美国呆过八九年，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般都是负面的。留学生们都知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没新闻就是好消息(no news is good news)。每当中国有重大的活动或中国主要出访，负面报道就特别集中。中国举办奥运、奥运圣火传递，不管有没有西藏问题，西方的主流媒体都会集中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这次并不是突发性的反华高潮，而是一贯的传统。应该说，这次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比起20多年前我在美国所见到的，无论是密集程度还是攻击的激烈程度，都稍有逊色。
这次的负面报道在中国人民和海外留学生、华人中激起的反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烈。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传媒的发达，使普通中国人都能够感觉到西方媒体的报道与事实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也比以前明显增强，维护民族尊严的愿望更为强烈。
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背后的深刻原因是西方的文化中心论。我们今天所说的 “全球”、“世界”等概念，是伴随着西方崛起而产生的。当今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近代以来，西方通过军事的力量、商业贸易的武器、宗教文化的渗透，将西方的政治、文化、法律框架构建为主导全球精神秩序与制度秩序的基础。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将西方文明这样一种本来只具有特殊主义意涵的文明构建为一种代表人类普遍价值的文明。从这种视角出发，西方主流的思维便很难真正理解其他文明与其他生活方式，更谈不上认识其他文明的价值，承认其他文明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有正当性。在这种思维定势下，西方对其他文明的态度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给予深切的同情，要么就是给予强烈的批评，而无论同情或批判，其思维基础都是建立在其他文明未能像西方人那样行为，即未能按照所谓人类的普遍主义原则行为。
当然，我并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与沟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年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增加，西方同情地理解中国的人和中国理解西方的人都在增加。但对各自社会的大部分人而言，对主流的价值观而言，真正的相互理解现在恐怕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王绍光：这次事件当然有深刻的背景和原——西方对中国有着三方面的莫名其妙的恐惧。
首先是中华文明莫名其妙的恐惧，从19世纪中国被迫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西方对中国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主要是惧怕另一种文明替代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在当时表现为“黄祸论”。因为中国距离遥远，西方对中国文明并不了解，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文明历史悠久，西方突然面对中华文明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19世纪，到今天依然还有这方面的表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是西方文明传播到其他地方，如果这些地方不接受，那就是对西方的威胁。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以宗教为例，我们中国的宗教是不传教的，但是基督教是要把教义推广到全世界，西方的文明有这样的进攻性的倾向。
其次，西方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恐惧，害怕自身的体制受到威胁。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打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次战争都和遏制越南和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冷战时期，西方害怕社会主义的力量蔓延，担心会取代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心理到今天都依然存在。最近西方在担心，“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非洲、拉美和南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对西方来讲，也构成了一种威胁，威胁了西方的社会体制的优越性。
最后，西方对中国崛起有恐惧，害怕威胁他们的大国地位和生活方式。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取代苏联成为欧美的最大威胁。政治学里有关于“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关系的理论，说的是地位上升的国家一定会威胁到占据霸主地位的国家，冲突不可避免。这个理论在1990年代一度甚嚣尘上，到现在都还有人用这个理论来质疑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最近几年，这种理论提得少了，西方关注批评的是中国的能源、环境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均室气体排放量，是欧美的1/4到1/5。西方一些人不是去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将本国的室气体排放量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是认为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对他们构成威胁。德国最近竟然发表讲话，认为粮食价格上涨问题不是因为西方把粮食转化为燃料，而是因为印度人从一天一顿饭增加到两顿饭。真是岂有此理！
英美与法德的异同
《21世纪》：在我们的印象中，近年来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友好，却成为这次反华高潮中的主角，原因是什么？这会不会意味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时殷弘：总的来说，美国和欧洲在西藏的问题立场是一样的。对于达赖集团来说，美国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支持者，是他们最大的国际资本。但是，美国总统和政府基本上没有把西藏问题和奥运联系起来，为什么？因为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有很多战略问题，需要跟中国商量和合作，所以美国在公开场合对奥运和西藏的问题比较谨慎。欧洲在亚太地区和中国没有那么深刻的利害关系。尽管欧洲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依赖程度很深，但是他们宁愿为了达赖集团而破坏和中国关系这个全局，这表现出了他们的非理性心理，妒嫉中国的崛起。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影响下，欧洲在这次反华运动中做了主角。
西方国家可能会在政府层面上做出外交妥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对中国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但是，如果中国公众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就会对中国和西方的未来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西方国家还不认识自身的愚蠢，任凭局势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受到重大损害，西方国家会承受损失。
王绍光：不能通过这种差别来推断国际格局的变化。欧洲国家这次出乎我们的意料，是因为我们以前对法国德国有比较美好的想象和期待。近几年我们和法国德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在贸易上中国政府也给了两国数额很大的订单。这次事件从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主流舆论来看，欧美没有本质的差别。
当然，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特殊情况，发达国家有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很高，民众对“中国制造”的会有切肤之痛。自1990年代以来，法国的失业率都在9%-10%之间，德国的失业率都在9%左右，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由于无知或媒体的误导，这些人与他们的家属会把失去工作怪罪到外来力量上、如移民和中国的头上。
李强：得出“欧洲在这次反华问题上比美国更激烈”的结论，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主要还是视美国的态度而定，美国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就这一次来讲，特别是对奥运圣火传递而言，似乎英国和美国的处理比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比法德更为艺术、老练，给人留下英美比较和的印象。我想，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从传统上来说，英美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考量多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因此英美在这个问题上就稍微显得更为老练。
此外，从文化的角度看，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大本营，欧洲的文化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构成的国家，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力要强一些。所以，如果美国对中国有敌意的话，主要也是基于国际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量。近年来，欧洲国家的文化优越感日益增强，比如法国对伊斯兰教文化的强烈抵制，德国对土耳其移民文化的抵制等。
对于西藏问题强烈反应，欧洲大陆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传统是一个因素。西藏问题在西方思维中的符号意义被诸多意识形态派别放大了。
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曾经一度追求独立外交，在美伊战争时，以德国、法国为首，欧洲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给予强烈的批评。但这种趋势在近年来有很大改变。德国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上台，从外交政策角度来讲，标志着欧洲从追求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变，转变的原因与中国的崛起有一定的关联。德国上任不久，就提出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共同体的主张，并明白表示，其目的就是要联合美国，共同对抗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防止西方之外的经济崛起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经济、政治的基本格局。这意味着，欧洲人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选择：还是要跟着美国人走，维持西方文明主导世界的基本格局。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1世纪》：在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遇到阻挠时，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如何评价他们的行为？
谢立中：在这个时代，尽管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但是从目前来看，主权国家还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全世界的人们基本还是以主权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的利益分割在一个一个的主权国家里，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来建构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有差异，会产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必然要去保护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爱国主义有其合理性。就这次事件来说，我们的国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西方国家部分人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有意地损害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们当然要进行捍卫。我觉得，这次全球华人绝大多数都支持中国，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对祖国的感情大部分是理性的，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一件事情。
王绍光：我认为爱国民众的言行基本上都是理性的，除了极个别的现象以外，我认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与西方那些搞不清西藏与尼泊尔的政客比，与信口雌黄的西方媒体比，与西方那些不知道西藏在哪个方位就上街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示威者比，与对金晶暴力相加的藏独分子比，中国爱国民众的表现可圈可点，是非常理性的，无可厚非的。西方对我们的负面评价是难以避免的，要敢于让别人来了解，敢于把真相揭露出来。
另外，在和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一味的迎合人家的观点。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批评我们援藏影响了西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如果抵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会批评我们闭关自守。这是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逻辑。全球化在商业往来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趋同性，但是在文化上各个国家要保持多样性和独特性。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文化自觉，知道我们的文化的优点和特点在什么地方。同时要有文化自信，不要一味地认为西方价值是普世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为什么就不能是普世的价值？在全球化的氛围中，越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世界才能丰富多彩。否则的话，全球化就只会带来“麦当劳化”，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
这次的爱国热情的迸发，是国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表现。如果说1980年代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开始的话，这次事件就标志着文化自信的开始。在中国人大规模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后，西方媒体的报道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时殷弘：海外华人当中很多都不是中国公民，但是这些人大部分人都非常积极地捍卫中国的尊严，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中国境内的公众还是境外的中国人，甚至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华裔，他们都不光把奥运会看成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更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华民族的事情。西方政府、媒体和舆论在支持藏独、同情藏独搞暴力骚乱、扭曲暴力骚乱事实、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把这看成是对中华民族的羞辱，所以才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爱国行动。在这过程中，除个别现象外，爱国民众的举动基本上都是理性的。我认为，这次空前规模的爱国运动，会在中国历史上会留下很重要的一笔。
李强：爱国热情的表达和展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民众的爱国热情，我认为整体还是理性的。如果我们砸了人家的商店，打了员工，就超越了理性表达的界限。如果只是表达一种诉求和爱憎，作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是完全正当的。从理论上来讲，爱国主义是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受到外界压力的时候，会迸发出来。中国现在大众传媒和网络十分发达，人们能够充分了解到外界的情况，爱国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爱国主义不仅对于凝聚人心、构建现代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制约西方媒体过分的负面报道也有一定积极意义。由于我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游行、示威，西方媒体在进行负面报道时会多一些考量，从事实来看，西方媒体后来对中国的报道就要谨慎得多。
谈到理性的爱国主义，关键是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西方，既不要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西方的主导倾向是过分理想化。我们一些人过分在乎西方对我们的评价，总希望好好表现以赢得别人公正的对待和褒扬，这种思维的基础也是将西方作为人类普遍主义价值的载体。过分理想化常常会导致过分妖魔化，因为西方人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往往会使那些期盼西方有公正态度的人失望。我有时候想，中国人在本质上是太善良了。我们自己有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有设身处地的为人原则，常常将别人往好处想，在西方领袖来访等重要时刻往往不吝溢美之词。但这些美德不是西方文化所崇尚的美德。西方人追求正义，正义又与惩恶扬善的理念紧密联系，而对善和恶的评价在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化与利益这两个维度。我们要按照西方的思维逻辑理解西方，寻求双方的利益结合点，要以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对西方有太多的奢望，不要期望西方能够看到我们点点滴滴的进步。这样，我们就不会对西方失望，而会冷静地以我为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和西方交往。或许这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揭示真相与普世价值
《21世纪》：全球化使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的恐惧也在加深。中国如何在提升自身地位的同时，与西方进行沟通？如何应对西方时不时就会出现的反华事件？
谢立中：不管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牢牢地抓住一点不放，这就是努力地把中国做强做大，心无旁骛，一意发展。在全球化竞争中，有发展才能生存。发展只是生存的同义词，不发展就是灭亡的同义词。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至于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不必做太过激的反应。当然，必要的反应还是要有的，否则别人会觉得中国人好欺负。这应该是我们应对国际环境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时殷弘：如果中国尊严受到了极为严重的伤害，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必须保卫国家尊严。我不大赞成靠自顾自发展就能解决外部困难。内部发展和捍卫国家尊严是不冲突的，任何国家只要有能力都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更何况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必要的时候不捍卫国家尊严，这样即使得到了世界大国地位，也是不牢靠的。
我们的发展任务还比较艰巨，面对的国际局势也比较复杂，在捍卫中国尊严的同时，要同时做好许多事情。我们要破除阻力、把奥运举办好，回击西方对中国的侮辱；要维持西藏内部的安定和同中国的统一；要在和西方有分歧的问题上，有策略地同西方主要国家周旋。而且，如果西方国家像法国那样在态度上有所软化、有认错的表示，我们要修复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王绍光：基于西方对中华文明、中国体制、中国崛起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我想在未来的时间里，并不是说中国自顾自发展，就会和西方国家相安无事。西方国家一定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西方的方式为自己以及第三世界对他们提出要求。我觉得中国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要少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西方不会理解这样的说法。他们觉得，我们即使伤害了你的感情，又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西方不要伤害我们的利益，尤其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如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否则我们也可以让你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上街示威，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为什么不能？我觉得有情绪就得表达，当然总的来说我们还要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但是并不是什么都不作为，有一些小的冲突可以让对方不要得寸进尺，从而避免更大的冲突。
李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政治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政治有许多特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政治权力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指政治运作符合法律，而是指得到人们的认可。我这里不想从实质内容方面讨论合法性，只想从形式角度来讨论。如果用一种最简单的话来表述的话，在形式上，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区别之一是传统政治强调“做”，现代政治除了“做”以外还强调“说”。在传统政治，权力的行使不需要对社会做更多的解释，政治家按照自己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制定政策，并实施政策。现代政治则不同，政治家除了履行传统政治的管理职能外，还必须随时向政治行为的受众，即政治影响的对象，说明自己行为的理据，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现代政治有一个“交待”(accountable)的问题。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十分重要，是在现代环境下政治有效行使的关键。
就以这次的西藏事件为例，西藏的藏独分子故意挑起事端，而且使用了暴力。使用暴力进行暴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能够从一开始就把他们使用暴力的情况向世人展示，展示暴力残忍的程度，展示政府在反复克制、多次规劝无效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当地的藏人、汉人的基本生命和财产，而不得不在最大克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么就会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次事件的真相。
除了政府的及时解释外，现代政治的运作也需要知识界、学术界能够以西方社会可以理解的语言，运用西方的媒体向全世界展示、解释我们的理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缺乏学者自己阐释事件的传统与机制，在这么一场激烈的舆论冲突、较量中，我国的知识界未能有效地在国际社会通过媒体来解释我们的理据，说明我们的立场，展示事实的真相。这次事件展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大众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而且，许多博客中的文章说理透彻，十分精彩。如何在整个国家的管理机制与文化氛围中进行改革，为社会大众创造一个可以在国际舆论界维护我们民族尊严和利益的机会，是中国在和平崛起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竞争是全方面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竞争，还有更高层次的文化和理念方面的竞争。中国的知识界与社会大众应该参与到维护中国利益的竞争中，仅有政府的声音，就会显得十分薄弱。
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已经结束，民众现在可以尽情享受在国内迎接奥运火炬的喜悦。但境外传递中的那些不和谐事件，仍然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中国融入全球的过程，是否会像火炬传递那样曲折？
每一个时代都有标记自己的方式。还来不及认识全球化为何物，人们已然生活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承载了许多时代精神，比如机遇、共享。中国近30年的开放和发展，也被涵盖在全球化进程的宏大历史范畴之内。在与西方国家逐渐深入的交流之中，中国学习和引入了西方的知识、技术和制度，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个过程似乎会一帆风顺。
但是，“全球化”替换“国际化”概念，国家边界和本土价值被弱化，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全球化”的掩护下，乔装成超越国界和本土文化的普世价值。中国无疑也浸染在西方价值观之中，我们逐渐把西方价值观作为评判坐标，仿佛只有在“西洋镜”中，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自己。在这样的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民众心理，自然希望得到西方价值观的褒奖。奥运会的举办，是中国在全球的成人礼，而且在申奥过程中，我们也确实得到了很多西方国家的支持。然而，当西方舆论借“3·14打砸抢烧事件”发布不利北京奥运言论的时候，当奥运圣火在西方国家传递受阻的时候，我们发现，迎合西方的价值观殊为不易，在更加深入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将遭遇很多困难。
中国和西方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发达国家需要进行产业转移，而中国甘心成为“世界工厂”，全球化进程尽在西方的掌握之中，西方的价值观与资本一道，顺利地向中国输出，贫穷的中国“饥渴地”享受这两种营养。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将不再只是“世界工厂”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在价值观方面有了更多的自信，这既是因为经济实力的壮大，也是因为对西方有了更多的了解，顶礼膜拜的情绪逐渐消除。世界已经看到，“中国道路”将与“中国资本”开始向外输出，虽然目前还只是在起步阶段，但将对全球价值产生深刻影响。
中国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起，把全球化推向新的阶段。这是全球化进程的必经阶段，正如李强教授所说：“西方的文化中有普世价值的元素，中国的文化中也有普世价值的元素，但是没有一个文化可以独立地作为普世价值而存在。”全球价值中也要有中国因素。互相影响和融合，才是全球化的完整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全球价值，否则只是单向的西化。
在全球化的新阶段，中国将对西方的地位和价值观形成事实上的挑战。但西方显然还没有为全球化新阶段的到来做好准备，它们在价值观方面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优越感，仍然希望全球化在它们设计的轨道中前进。正因如此，它们会有意或无意地给中国制造障碍。那么，中国如何将全球化推入新的阶段？在自身地位逐渐提升的同时，如何尽量避免与西方发生经济和价值方面的冲突，和平地向西方发出挑战？这又是中国将要面对的挑战。米特尔曼在《全球化综合症》中文版序言中写到，“中国已经坚定地面对我们时代的这种不均衡特征。在对全球化做出一种公正而合理的反应过程中，中国无疑正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上。”
是的，中国已经来到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位置，我们必须认真地思考。围绕这个主题，本期本报邀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时殷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谢立中教授，共同探讨中国在全球化中如何应对，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73期。(曹理达)
“西洋镜”
《21世纪》：奥运火炬在境外的传递已经结束，但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思考。部分西方国家借藏独分子制造的“打砸抢烧事件”掀起反华高潮，不但一些西方媒体的报道具有鲜明的倾向性，而且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和也有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和行为。那么，这次反华高潮，只是由特殊时机(奥运火炬传递)的特殊事件(藏独的活动)引发，还是有更深刻的背景、原因和影响？
谢立中：西方国家中的部分人士，包括部分员、媒体、普通公众等，对藏独分子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行为采取了放任和支持的态度，这跟中国的崛起是有一定关系的。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这些人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所产生的怨恨和焦虑情绪。那些习惯了自己国家做世界老大的人，以及一些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处于对立面的人，对于中国的崛起自然不适应，他们不希望中国强大，对中国崛起感到不愉快。此外，尽管发达国家的人民在全球化过程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但发达国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了损害，尤其是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因为工厂搬去发展中国家，他们陷入失业的困境，这些人自然也会像当年怨恨日本崛起那样怨恨中国。这些对于中国崛起有负面情绪的人，在遇到一定机会时，都有可能趁机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
时殷弘：中国和西方之间问题很多，当中西藏问题特别尖锐。这一次产生空前的风波，和西藏问题的特殊性有一定关联。但是，西藏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一个象征，背后埋藏的是西方更深层的情绪和动机，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矛盾心理。8年前中国申办奥运会的时候，西方支持我们办奥运会，希望办奥运可以使中国更加融入国际社会。那时的中国还远不像今天这样强大，在申奥成功后的这些年，中国已经朝着西方当初希望的方向，不断深化改革、进步发展。而今天西方很大一部分势力却不能容忍中国的崛起。毫无疑问西方有一大批势力，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对中国跃升的国际地位抵触和嫉妒。
李强：就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西方媒体这次的报道，和以前对中国的报道相比，没有实质性差别。我以前在英国和美国呆过八九年，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一般都是负面的。留学生们都知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中，没新闻就是好消息(no news is good news)。每当中国有重大的活动或中国主要出访，负面报道就特别集中。中国举办奥运、奥运圣火传递，不管有没有西藏问题，西方的主流媒体都会集中对中国进行负面报道。这次并不是突发性的反华高潮，而是一贯的传统。应该说，这次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比起20多年前我在美国所见到的，无论是密集程度还是攻击的激烈程度，都稍有逊色。
这次的负面报道在中国人民和海外留学生、华人中激起的反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烈。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传媒的发达，尤其是网络传媒的发达，使普通中国人都能够感觉到西方媒体的报道与事实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中国人的自信心与自豪感也比以前明显增强，维护民族尊严的愿望更为强烈。
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报道，背后的深刻原因是西方的文化中心论。我们今天所说的 “全球”、“世界”等概念，是伴随着西方崛起而产生的。当今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近代以来，西方通过军事的力量、商业贸易的武器、宗教文化的渗透，将西方的政治、文化、法律框架构建为主导全球精神秩序与制度秩序的基础。在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将西方文明这样一种本来只具有特殊主义意涵的文明构建为一种代表人类普遍价值的文明。从这种视角出发，西方主流的思维便很难真正理解其他文明与其他生活方式，更谈不上认识其他文明的价值，承认其他文明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有正当性。在这种思维定势下，西方对其他文明的态度只能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给予深切的同情，要么就是给予强烈的批评，而无论同情或批判，其思维基础都是建立在其他文明未能像西方人那样行为，即未能按照所谓人类的普遍主义原则行为。
当然，我并不想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与沟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些年来随着中国与西方交流的增加，西方同情地理解中国的人和中国理解西方的人都在增加。但对各自社会的大部分人而言，对主流的价值观而言，真正的相互理解现在恐怕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王绍光：这次事件当然有深刻的背景和原——西方对中国有着三方面的莫名其妙的恐惧。
首先是中华文明莫名其妙的恐惧，从19世纪中国被迫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西方对中国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主要是惧怕另一种文明替代西方文明的可能性，在当时表现为“黄祸论”。因为中国距离遥远，西方对中国文明并不了解，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文明历史悠久，西方突然面对中华文明就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惧。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19世纪，到今天依然还有这方面的表现。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认为，所谓文明的冲突，就是西方文明传播到其他地方，如果这些地方不接受，那就是对西方的威胁。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以宗教为例，我们中国的宗教是不传教的，但是基督教是要把教义推广到全世界，西方的文明有这样的进攻性的倾向。
其次，西方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恐惧，害怕自身的体制受到威胁。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打了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次战争都和遏制越南和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冷战时期，西方害怕社会主义的力量蔓延，担心会取代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心理到今天都依然存在。最近西方在担心，“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非洲、拉美和南亚，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这对西方来讲，也构成了一种威胁，威胁了西方的社会体制的优越性。
最后，西方对中国崛起有恐惧，害怕威胁他们的大国地位和生活方式。19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取代苏联成为欧美的最大威胁。政治学里有关于“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关系的理论，说的是地位上升的国家一定会威胁到占据霸主地位的国家，冲突不可避免。这个理论在1990年代一度甚嚣尘上，到现在都还有人用这个理论来质疑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最近几年，这种理论提得少了，西方关注批评的是中国的能源、环境问题，比如中国的人均室气体排放量，是欧美的1/4到1/5。西方一些人不是去设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将本国的室气体排放量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是认为中国、印度等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对他们构成威胁。德国最近竟然发表讲话，认为粮食价格上涨问题不是因为西方把粮食转化为燃料，而是因为印度人从一天一顿饭增加到两顿饭。真是岂有此理！
英美与法德的异同
《21世纪》：在我们的印象中，近年来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的态度相对而言比较友好，却成为这次反华高潮中的主角，原因是什么？这会不会意味着国际环境的变化？
时殷弘：总的来说，美国和欧洲在西藏的问题立场是一样的。对于达赖集团来说，美国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支持者，是他们最大的国际资本。但是，美国总统和政府基本上没有把西藏问题和奥运联系起来，为什么？因为美国在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有很多战略问题，需要跟中国商量和合作，所以美国在公开场合对奥运和西藏的问题比较谨慎。欧洲在亚太地区和中国没有那么深刻的利害关系。尽管欧洲在经济、外交等方面对中国依赖程度很深，但是他们宁愿为了达赖集团而破坏和中国关系这个全局，这表现出了他们的非理性心理，妒嫉中国的崛起。在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影响下，欧洲在这次反华运动中做了主角。
西方国家可能会在政府层面上做出外交妥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对中国民众造成的心理伤害，但是，如果中国公众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就会对中国和西方的未来关系发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西方国家还不认识自身的愚蠢，任凭局势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将受到重大损害，西方国家会承受损失。
王绍光：不能通过这种差别来推断国际格局的变化。欧洲国家这次出乎我们的意料，是因为我们以前对法国德国有比较美好的想象和期待。近几年我们和法国德国的关系一直比较友好，在贸易上中国政府也给了两国数额很大的订单。这次事件从媒体的报道和公众的主流舆论来看，欧美没有本质的差别。
当然，现在全球经济出现了特殊情况，发达国家有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欧洲一些国家失业率很高，民众对“中国制造”的会有切肤之痛。自1990年代以来，法国的失业率都在9%-10%之间，德国的失业率都在9%左右，其中年轻人的失业率更高，由于无知或媒体的误导，这些人与他们的家属会把失去工作怪罪到外来力量上、如移民和中国的头上。
李强：得出“欧洲在这次反华问题上比美国更激烈”的结论，其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主要还是视美国的态度而定，美国的态度从根本上决定了西方对中国的态度。
当然，就这一次来讲，特别是对奥运圣火传递而言，似乎英国和美国的处理比欧洲大陆国家，尤其是比法德更为艺术、老练，给人留下英美比较和的印象。我想，从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
从传统上来说，英美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考量多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因此英美在这个问题上就稍微显得更为老练。
此外，从文化的角度看，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大本营，欧洲的文化优越感是根深蒂固的。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构成的国家，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力要强一些。所以，如果美国对中国有敌意的话，主要也是基于国际战略和经济利益的考量。近年来，欧洲国家的文化优越感日益增强，比如法国对伊斯兰教文化的强烈抵制，德国对土耳其移民文化的抵制等。
对于西藏问题强烈反应，欧洲大陆文化中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传统是一个因素。西藏问题在西方思维中的符号意义被诸多意识形态派别放大了。
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曾经一度追求独立外交，在美伊战争时，以德国、法国为首，欧洲对美国的外交政策给予强烈的批评。但这种趋势在近年来有很大改变。德国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的上台，从外交政策角度来讲，标志着欧洲从追求独立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转变，转变的原因与中国的崛起有一定的关联。德国上任不久，就提出建立跨大西洋经济共同体的主张，并明白表示，其目的就是要联合美国，共同对抗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防止西方之外的经济崛起改变近代以来形成的经济、政治的基本格局。这意味着，欧洲人在关键的时刻做出了选择：还是要跟着美国人走，维持西方文明主导世界的基本格局。
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1世纪》：在奥运火炬境外传递遇到阻挠时，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如何评价他们的行为？
谢立中：在这个时代，尽管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强烈，但是从目前来看，主权国家还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全世界的人们基本还是以主权国家的形式组织起来，人们的利益分割在一个一个的主权国家里，是以主权国家为单位来建构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有差异，会产生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必然要去保护自己的国家，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爱国主义有其合理性。就这次事件来说，我们的国家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西方国家部分人因为利益受损，或者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有意地损害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们当然要进行捍卫。我觉得，这次全球华人绝大多数都支持中国，他们所表达出来的对祖国的感情大部分是理性的，是应该充分加以肯定的一件事情。
王绍光：我认为爱国民众的言行基本上都是理性的，除了极个别的现象以外，我认为都是理性的行为。与西方那些搞不清西藏与尼泊尔的政客比，与信口雌黄的西方媒体比，与西方那些不知道西藏在哪个方位就上街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示威者比，与对金晶暴力相加的藏独分子比，中国爱国民众的表现可圈可点，是非常理性的，无可厚非的。西方对我们的负面评价是难以避免的，要敢于让别人来了解，敢于把真相揭露出来。
另外，在和西方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不要一味的迎合人家的观点。在西藏问题上，西方人批评我们援藏影响了西藏人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如果抵制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他们会批评我们闭关自守。这是一种非常莫名其妙的逻辑。全球化在商业往来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趋同性，但是在文化上各个国家要保持多样性和独特性。近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我们要有文化自觉，知道我们的文化的优点和特点在什么地方。同时要有文化自信，不要一味地认为西方价值是普世的价值，我们的价值为什么就不能是普世的价值？在全球化的氛围中，越能够保持住自己的特色，世界才能丰富多彩。否则的话，全球化就只会带来“麦当劳化”，那是一个非常悲惨的结果。
这次的爱国热情的迸发，是国民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表现。如果说1980年代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开始的话，这次事件就标志着文化自信的开始。在中国人大规模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之后，西方媒体的报道也产生了一些变化。
时殷弘：海外华人当中很多都不是中国公民，但是这些人大部分人都非常积极地捍卫中国的尊严，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中国境内的公众还是境外的中国人，甚至已经加入外国籍的华裔，他们都不光把奥运会看成是中国政府的事情，更是中国人的事情、中华民族的事情。西方政府、媒体和舆论在支持藏独、同情藏独搞暴力骚乱、扭曲暴力骚乱事实、破坏奥运圣火传递，所有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都把这看成是对中华民族的羞辱，所以才发生这么大规模的爱国行动。在这过程中，除个别现象外，爱国民众的举动基本上都是理性的。我认为，这次空前规模的爱国运动，会在中国历史上会留下很重要的一笔。
李强：爱国热情的表达和展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民众的爱国热情，我认为整体还是理性的。如果我们砸了人家的商店，打了员工，就超越了理性表达的界限。如果只是表达一种诉求和爱憎，作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是完全正当的。从理论上来讲，爱国主义是在广泛的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受到外界压力的时候，会迸发出来。中国现在大众传媒和网络十分发达，人们能够充分了解到外界的情况，爱国主义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爱国主义不仅对于凝聚人心、构建现代国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制约西方媒体过分的负面报道也有一定积极意义。由于我国民众的强烈反对、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游行、示威，西方媒体在进行负面报道时会多一些考量，从事实来看，西方媒体后来对中国的报道就要谨慎得多。
谈到理性的爱国主义，关键是要以不卑不亢的态度面对西方，既不要理想化，也不要妖魔化。近代以来，中国人看待西方的主导倾向是过分理想化。我们一些人过分在乎西方对我们的评价，总希望好好表现以赢得别人公正的对待和褒扬，这种思维的基础也是将西方作为人类普遍主义价值的载体。过分理想化常常会导致过分妖魔化，因为西方人总是站在他们自己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往往会使那些期盼西方有公正态度的人失望。我有时候想，中国人在本质上是太善良了。我们自己有以德报怨的文化传统，有设身处地的为人原则，常常将别人往好处想，在西方领袖来访等重要时刻往往不吝溢美之词。但这些美德不是西方文化所崇尚的美德。西方人追求正义，正义又与惩恶扬善的理念紧密联系，而对善和恶的评价在事实上又不可能完全脱离文化与利益这两个维度。我们要按照西方的思维逻辑理解西方，寻求双方的利益结合点，要以自己的标准评价自己，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对西方有太多的奢望，不要期望西方能够看到我们点点滴滴的进步。这样，我们就不会对西方失望，而会冷静地以我为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和西方交往。或许这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
揭示真相与普世价值
《21世纪》：全球化使中国与西方的联系更为紧密，但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的恐惧也在加深。中国如何在提升自身地位的同时，与西方进行沟通？如何应对西方时不时就会出现的反华事件？
谢立中：不管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牢牢地抓住一点不放，这就是努力地把中国做强做大，心无旁骛，一意发展。在全球化竞争中，有发展才能生存。发展只是生存的同义词，不发展就是灭亡的同义词。所以，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国内外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至于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我们就不必做太过激的反应。当然，必要的反应还是要有的，否则别人会觉得中国人好欺负。这应该是我们应对国际环境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
时殷弘：如果中国尊严受到了极为严重的伤害，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必须保卫国家尊严。我不大赞成靠自顾自发展就能解决外部困难。内部发展和捍卫国家尊严是不冲突的，任何国家只要有能力都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更何况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必要的时候不捍卫国家尊严，这样即使得到了世界大国地位，也是不牢靠的。
我们的发展任务还比较艰巨，面对的国际局势也比较复杂，在捍卫中国尊严的同时，要同时做好许多事情。我们要破除阻力、把奥运举办好，回击西方对中国的侮辱；要维持西藏内部的安定和同中国的统一；要在和西方有分歧的问题上，有策略地同西方主要国家周旋。而且，如果西方国家像法国那样在态度上有所软化、有认错的表示，我们要修复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王绍光：基于西方对中华文明、中国体制、中国崛起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我想在未来的时间里，并不是说中国自顾自发展，就会和西方国家相安无事。西方国家一定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西方的方式为自己以及第三世界对他们提出要求。我觉得中国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处理问题的方式，我们要少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西方不会理解这样的说法。他们觉得，我们即使伤害了你的感情，又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西方不要伤害我们的利益，尤其是我们的核心利益，如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否则我们也可以让你们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上街示威，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们为什么不能？我觉得有情绪就得表达，当然总的来说我们还要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但是并不是什么都不作为，有一些小的冲突可以让对方不要得寸进尺，从而避免更大的冲突。
李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政治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政治有许多特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现代政治权力是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的。这里的合法性不是指政治运作符合法律，而是指得到人们的认可。我这里不想从实质内容方面讨论合法性，只想从形式角度来讨论。如果用一种最简单的话来表述的话，在形式上，现代政治与传统政治的区别之一是传统政治强调“做”，现代政治除了“做”以外还强调“说”。在传统政治，权力的行使不需要对社会做更多的解释，政治家按照自己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制定政策，并实施政策。现代政治则不同，政治家除了履行传统政治的管理职能外，还必须随时向政治行为的受众，即政治影响的对象，说明自己行为的理据，用一个专业术语来说，现代政治有一个“交待”(accountable)的问题。这一点对于理解现代政治十分重要，是在现代环境下政治有效行使的关键。
就以这次的西藏事件为例，西藏的藏独分子故意挑起事端，而且使用了暴力。使用暴力进行暴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接受的。如果我们能够从一开始就把他们使用暴力的情况向世人展示，展示暴力残忍的程度，展示政府在反复克制、多次规劝无效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当地的藏人、汉人的基本生命和财产，而不得不在最大克制的情况下采取行动，那么就会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次事件的真相。
除了政府的及时解释外，现代政治的运作也需要知识界、学术界能够以西方社会可以理解的语言，运用西方的媒体向全世界展示、解释我们的理据。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缺乏学者自己阐释事件的传统与机制，在这么一场激烈的舆论冲突、较量中，我国的知识界未能有效地在国际社会通过媒体来解释我们的理据，说明我们的立场，展示事实的真相。这次事件展示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大众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而且，许多博客中的文章说理透彻，十分精彩。如何在整个国家的管理机制与文化氛围中进行改革，为社会大众创造一个可以在国际舆论界维护我们民族尊严和利益的机会，是中国在和平崛起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崛起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竞争是全方面的，不仅有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竞争，还有更高层次的文化和理念方面的竞争。中国的知识界与社会大众应该参与到维护中国利益的竞争中，仅有政府的声音，就会显得十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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