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三个字再度引爆话题。

　　在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收官之后，跳槽季便开始了。此时，一则人事任命“刷屏”了——恒大集团宣布，聘用方正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为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兼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月薪125万元。

　　算下来，任泽平的年薪至少达1500万元。

　　在对第一财经的回复中，恒大表示，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腾讯、阿里等各大企业都设有相应研究机构，对国家宏观政策进行系统化研究。此次恒大聘请经济学家任泽平牵头成立研究院，相信将助推企业更加健康快速发展。

　　尽管恒大此前就辟谣了“5000万年薪”，但市场已激起了千层浪。

　　除了探讨恒大开出这个价码到底值不值，更多人想象不到的是卖方经济学家和分析师普遍承担的巨大研究、拉标、排名压力。他们的晋级之路绝非一马平川，竞争也愈发激烈。

　　“任首席的确是特例，刷新了经济学家、分析师薪资的纪录，如果任博干得好的话，大家也多一条路子。”某外资行经济学家陈皓(化名)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网红经济学家”闯出新路

　　陈皓的话并非戏言。转型去知名房地产企业的首席并不多，而像任泽平一样能拿下如此高薪的首席也着实罕见。

　　“不论是首席经济学家还是策略分析师等等，在卖方(一般指券商机构)承担了很大压力——无尽的路演、买方(一般指基金公司)的压力，以及机构内部的人员博弈。要从研究员一路做到首席，除了靠扎实的研究能力，更要看机遇，从研究员慢慢熬……也要看这个人能否代表一家机构的形象。”陈皓坦言。

　　早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称为中外资机构的“首席大本营”。从IMF走出来的中国经济学家，多数回到香港或内地机构从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尤以投行居多。第一批吃螃蟹的胡祖六、哈继铭年代，适逢中国改革开放船至中流，他们海归之时具备全球视野的中国经济学家屈指可数；此后彭文生、汪涛、马骏、黄海洲等等也开始崛起，并取代了“老首席”。

　　世易时移。IMF内部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透露，如今从IMF向机构首席跃升的通道，也并不如当年那么顺畅了。

　　“房企的战略研究内容很多，包括政策解读、经济周期研究、产业研究等等，还有房企如何做投资、产品营销、拓展新业务都需要战略指导。除了‘代言人’的角色，任泽平可能也承担了部分上述研究内容。”曾从事宏观经济研究、后在碧桂园等房企从事企业战略研究的肖明智博士告诉第一财经。

　　任泽平在入职方正证券之前，先后担任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科技部国家高新区升级评审专家等重要工作职务；最近三年在新财富分析师排名中，他都位列宏观经济前三。

　　尽管业界和学界对任泽平的评价并不一致，但他在2014年股市低迷时预告“5000点不是梦”，随后也提出过“一线房价翻一倍”、“经济L型”、“新周期”等颇为流行的观点。因为任泽平的语言表达“接地气”，擅长包装概念，因此也被亲切地称为“网红经济学家”。

　　恒大集团则为地产新晋“一哥”，在2017年位列《财富》世界500强338名，较去年大幅上升158位；2016年集团总资产达1.35万亿元。不过，随着各地的限购政策陆续出台，“房子是用来住的”理论也深入人心，重资产的房企似乎都面临转型的临界点。

　　近期，2015年就提出过“一线房价翻一倍”的任泽平在接受媒体专访时提及，他出了一本叫《房地产周期》的新书，融合了其十几年的研究心得。“我大致试图建立一个框架，讲房地产怎么去判断，比如怎么判断价格，投资、销售……概括一句话，叫‘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

　　这样看来，任泽平和恒大的“火花”可能早就已经悄悄酝酿。

　　“我们在房企也要做整体战略研究，有不少内部课题。”肖明智告诉记者。比起过去的宏观研究，这可能显得“更接地气”。

　　卖方拼实力、体力、耐力

　　可惜，目前看来任泽平仍然是一个特例。

　　传统的“首席”晋级之路则显得较为中规中矩，当研究员升到“首席”后，则不会出现太多变动，即使有，也更多是同类机构之间的跳动。

　　一般而言，投行或券商的“首席”分为很多类：有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全局化的宏观经济；也有首席策略师，自上而下地覆盖二级市场全行业的投资策略；也有行业首席，负责例如银行、非银金融、传媒、交通等更细分行业的研究。

　　不过，这里主要强调的“首席”皆是卖方机构(投行或券商)，因为卖方提供的是金融服务，靠研究实力和服务能力取胜，竞争无疑比买方更为激烈。

　　但不论如何，首席无疑是每家投行的招牌。尽管他们观点、性格迥异，但只要观察一下目前处于中坚地位的首席经济学家，多数都是出自IMF。

　　据悉，IMF培养经济学家最精英的项目是EconomistProgram(EP，经济学家项目)。进得了EP，不亚于本科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

　　春华资本的创始合伙人胡祖六、高盛董事总经理哈继铭、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等都是这个项目培养出来的。此外，中金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渣打大中华区研究主管丁爽、德意志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张智威、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等也都出自于IMF。

　　“随着具备全球视野的经济学家不断涌现，想从IMF转回国内的人越来越多，所以IMF作为‘跳板’的功能不明显了，相比之下经验更重要。”章俊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已经身在投行的研究人员，也都深知通往“首席”的路漫长且坎坷。

　　国内某大型券商行业分析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行业首席每天几乎都被电话会议、路演、拜访、撰写和修改报告、客户咨询电话填满。不乏分析师感叹：“用命在拼，也许哪一天我就挂掉了。”

　　“拼”的背后，是排名的压力。与新财富依靠买方机构票选的模式不同，汤森路透、彭博等每年会根据分析师预判的点位的精准程度来进行排名，压力无疑巨大。某海外顶级投行的美股策略分析师，其预测在过去几年几乎成为了市场的反向指标，因此也失去了升迁机会。

　　因此，只要时间允许，锻炼成了排遣压力、磨练心志的必备武器。在2016年新财富评选中夺魁的海通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姜超就写道，“从2013年加入海通，我就开始游泳，而且基本上每天都在坚持，不管在家还是出差，今天评选前我还去游泳了，感觉身体倍儿棒，争取活到100岁……干的时间长了，就熬出头了。”

　　也有人碰到不顺心的情况不想扛下去。今年新财富前三的某位分析师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也马上准备走了，机构上下全在拉标，我真想用心做点研究。”

　　一位外资行经济学家本打算在国内机构寻觅首席职位。转了一圈后，他对记者感叹道，“国内的好职位现在基本没有空缺。要是遇到难相处的首席，首席助理也难有出头的希望。”

　　不难看出，高薪纪录背后，更多人仍在通往“首席”的漫漫长路上奔波——这一历程既考验人的研究实力，也考验频繁路演、写研报的体力，更考验一个研究员能否捱得到一个合适的职位出现。“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