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不做虚高了，风声很紧。”3月11日，杜风(化名)在电话里告诉朋友，自己的存款业绩指标现已基本完成，当地人行和银监局又查得紧，暂时不敢做手脚了。

杜风是华东地区一家商业银行支行的行长助理，妹妹则是该支行的临柜人员。一家两人肩负的存贷款任务特别繁重，尤其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份的时候。

于是，杜风和他的企业客户联手玩起了信贷“虚高”游戏——把支行发放的贷款重新存回支行，然后用存单质押再次贷款。

这一下，可以成倍地放大贷款业务量，同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内也多出了存款。

杜风坦言，这类“数字游戏”的玩法还有很多。如果基层支行纷纷热衷于此类“业务”，则意味着近期的信贷天量井喷中被注入了水分。

央行3月13日公布的统计表明，在1月份增加1.6万亿元基础上，2月份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1.07万亿元，同比多增8273亿元。

“存贷款(增量)结构背后反映的是利益导向，银行内部的考核管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16日，东部某省一位银监局人士说。

300万变570万

基层银行面临的考核指标，除了存款、贷款，还有利润和中间收入等。杜风所在银行给他下达的存款指标是平均每天3000万，他妹妹则是200万。身为支行行长助理，杜风还得承担贷款指标的考核。

这些指标压着银行员工的业绩指标考核线，杜风两兄妹每天为达标而奔波，尤其去年12月和今年1月份时，“能动用的关系全都动用了。”这不仅关系到自己的职位能否保住，还关系到年终收入。

一种应付指标考核的的“高招”在员工中间偷偷流行。为了自己的前程和妹妹的饭碗，杜风也参与了这种操作。

杜风的朋友薛先生在上海开有一家装修公司，也是他的贷款客户。出于自己刚接下的一个项目的需要，也是帮朋友的忙，薛先生向杜风提出贷款要求，以一套别墅作抵押物，以7折的抵押率从杜风所在银行获得贷款300万元。

杜风要求薛先生将这笔钱以薛太太的名义存到他所在的银行。然后，薛太太以自己的名义用这张300万的存单作抵押，以90%的抵押率贷款270万元，作为自己项目的备用金。

如此一操作，银行因此增长了570万元(300万 270万)贷款和300万元的存款，放大了近两倍的业务量。靠着这笔“业绩”，妹妹搞定了一个多月的存款指标，杜风自己也完成了一部分贷款任务。

从操作上看，这种方式得益的是银行，企业则增加了融资成本。比如薛先生需要为实际上只有300万元的贷款支付570万元贷款所产生的利息，而从300万存款中得到的利息收入得不偿失。因此，这种操作需要一定的政策和环境背景，比如银行为组织存款出台优惠政策的时候，或者像去年年底资金需求大的时候，一些企业会配合杜风们。

“有的支行用这种方式，100万的现金可以玩出将近1000万的业务量。”杜风说，而接下来的链条则根据各人的胆量和需求会产生系列变异。

质押开票再贴现是其中之一——企业将信贷资金变成一张定期存单后，以此作为抵押，银行开具承兑汇票，经过贴现，企业又可以拿到钱。

为完成存款任务，有的支行降低直贴利率，以低于定期存款利率的水平，比如月息1.2‰，吸引企业开票，并完成贴现，企业实现套利；此后，支行再以更低的贴现利率，如0.9‰将银票转贴给总行或票据业务部门。在此过程中，支行拿到了存款，做大了贷款规模，也实现了利润。

由于一些支行存在自签、自贴的现象，一家企业可以完成多轮套利。“反复操作，个别(企业)的放大倍数甚至达到十几倍。”一家城商行的中层人士说。

但山东潍坊农信社的票据业务人士王刚认为，虽然理论上，企业可以利用贴现利率与定期存款利率倒挂去实现套利，但这一部分利差远不及定期存款的利息收入高，“那为什么企业会愿意去作全额承兑业务？这主要还是商业银行对于负债需求进而推动的结果。”

“保位战”

“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混到这个位置不容易，这也是给逼的。”杜风解释说，“存贷比指标是一条高压线，一碰就‘触电’。”

比如，一个支行行长一旦完不成储蓄存款指标，意味着他将从此失去再次竞争这个位置的资格。前年，杜风就因为储蓄指标相差5%左右，不仅年终奖被扣除6成，职位也从原来的支行副行长降为行长助理，“如果再继续完不成，就要下课了。”

根据目前大部分银行的考核制度，所有业务指标几乎都压到支行一级，总行人士基本没有指标压力。因此，杜风的妹妹削尖了脑袋想进总行。

“为了玩‘虚高’，员工付出了尊严，银行付出了成本，得到好处的是高层级的领导，他们因为完成指标而得到高额奖励，有的奖金达到30万。”杜风显得有点不平。

一方面考核指标压顶，另一方面，在风险管理不断升级之下，想找好的放贷客户也不容易。大项目不容易拿，中小企业不敢贷，房地产不景气、个人消费贷款也有困难。如此一来，去年底和今年初，票据业务就成了支行扩张资产规模的重要“抓手”。

由于票据融资持续增长引发各方关注，2月中旬后，多家银行开始对此“踩刹车”。“但分支行和总行之间存在博弈，一些支行仍然在继续做大票据融资规模。”3月10日，东部某省一位银监局人士告诉记者。

支行做大规模的动机，是希望用票据这个“蓄水池”占住贷款规模。“如果现在的规模不占住，以后上级行就会把规模资源调剂给规模紧张的支行。”上述银监局人士说，地方上开会时，决定银行座位排序的依据就是贷款增量规模大小，“贷款增长多的银行行长坐前排，面子上也好看”。

这种做法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支行不认真做市场，搞定一两个大户，倒腾银票就能赚钱。而只要企业能够套利，就表明银行整体上在损失利差。前述城商行中层人士发现，2月份在剔除贴现后，一些热衷于票据业务的银行，其贷款的市场份额和增速实际上在大幅下降。

“2月份货币增长主要来自企业存款，储蓄存款增加不多，”上海证券分析师胡月晓认为，“这说明信贷基本上还停留在银行系统内部，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

系铃与解铃

考核指挥棒既然可以助长支行偷玩数字游戏，那么它同样也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我们在年初发现，有些支行存在放大存款、贷款规模的情形，我们迅速作出调整，控制基层行签发银票的环节，”3月11日，东部一家农商行高管对记者说，“基本导向是企业存6个月以上的定期存款，开银行承兑汇票，总行不鼓励基层行做此类业务。”

如果基层行签发6个月或期限较长的银行承兑汇票，其保证金存款部分不纳入存款考核，“即使做了总行也不予认可。”这位农商行高管表示，“亏本的事不能做，没有收益的话，保证金存款拿过来，银行也是有运用压力的。”

而对直贴业务，这家银行并未限制，其中，直贴利率随行就市，充分满足企业的融资要求。但该行会寻求同业合作，通过转贴现来腾出信贷规模，在存贷比控制在75%以内，保持一定的流动性。

还有一些银行在内部经营管理上作出调整。比如风险定价问题，直贴利率的定价权在总行，而不是由业务部门和支行决定，内部转贴现利率也不能由业务单元来掌握，不能将内部转贴利率变成业务部门调动支行的“胡萝卜”。

但一家大型银行上海分行人士认为，控制保证金存款在各项存款中的比重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有的企业确实需要开票和贴现，关键是看有没有真实贸易背景，是否为了套利”。

在这位人士看来，一个科学的考核体系应是多维度的，不仅要考核业绩增长情况，存贷款和利润指标等，还要突出合规性。如一些银行采用平衡计分卡，考核因素包括经济利润和长期发展，涵盖合规性、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对于一家公司治理健全的银行来说，更重要的是考虑长久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