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一点的是，本人对方地产方面研究很是肤浅的，仅仅是房地产研究的一个票友。以下的一些观点只是直观观察的结果，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地价过高涉及到诸多因素。笔者认为，以下因素应该受到关注。

    第一、城乡之间的差异问题。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步伐越来越快，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也需要城市化的步伐加快。但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化也就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化人口过程中，被转化的农民数量和城市空间及城市延伸是不对称的。从耕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也就是涌进城市的人口数量要远远大于城市可容纳空间及城市延伸的范围。

    一个城市的半径应该有多大根据城市的地位应该能够测算出来，它是有限的；但是，应该进入城市的人口按着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国际标准比例，中国应该进入城镇的人口算起来用无限这个词来说是毫不夸张。这个有限和无限极端不对称必然导致房价一路飙升。

    第二，利益群体博弈的复杂性。目前，政府、开发商、农民、城市非弱势群体、城市弱势群体、穷人和富人的博弈集中在房地产上。

    在房地产问题上，地方政府不希望房地产冷落，相反，是希望房地产热一些，因为这对地方GDP的增长，税收的增加，政府相关官员的业绩是有利的，而推动房地产热的一个办法又体现在开发用地上，在用地审批上一些政府主管官员和机构可以获得个人利益，当然这是一种腐败。开发商投资房地产，是为了获得利润，那么，无论怎么提升房价对他们来说都是受到欢迎的，在某种程度说，高房价也是他们一手策划的。城市原住民中的非弱势群体看到房价高涨带来的好处，也购买多处房产牟利，利用出租、转手倒卖的形式来实现自己目的，对房价起到了推波助澜。富人更是利用自己手中的大量资金购买房地产进行投资，赚取暴利，因此，他们希望房地产飙升。而城市弱势群体和进城农民（主要是来源农村的毕业学生、一部分到城市打工的农民）迫切希望在城市定居，不希望房价过高；城市的弱势群体为了安居，也不希望房价过高。中央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希望房价涨的适度。

   总之，希望房价涨得人群和不希望房价涨的人群相当复杂，而目前，希望房价涨并能够操纵房价涨的人（地方政府、城市非弱势群体、开发商、富人）的势力远远大于不希望房价涨的人（进城农民、城市弱势群体），而中央政府只是一个裁判，只是在涨多少上进行调控，但是，这个裁判的哨声从目前来看对希望涨的一方效果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协调各方利益，寻找均衡点势在必行。

    第三，中国的户籍制度和福利制度问题。中国按照户籍的不同来确定享受社会福利的人群，农村人口不享受社保，这个结果就导致了人口的流动是单向的，不存在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现象，因为生活环境和获得利益差别太大，城市人口不会流动到农村。如果统一户口，统一社保，统一资源的占有，即农民可以有社保，土地可以转让，情况就会大为改观。人口的流动就不会是单向的。

     第四，中国社会结构的中心制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各个层面上看，都是先确立中心，然后围绕这个中心一圈一圈地向外划，从中心开始，依次递减地布置各类资源，但无论怎么划，最边缘的就是农村。城市结构主要以行政级别的高低来确定中心城市，然后分配资源。即北京——省会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然后以行政级别为标准，逐级递减地分配各种资源。北京：经济、文化、教育、医疗、交通、信息等等资源统统地分配最多最好的，然后，依次是省会、地级市、县城，这样就导致了越是中心的城市各类资源越丰厚，为了获得资源，人口就会越往中心成市集中。从各级城市的人口规模就可以看出这一点。那么，越是中心城市房价自然越高。当然，上海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城市例外。

    举个简单例子，北京大专院校最多，研究机构最多，其次是上海和各省会城市，那么，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也就依次地聚集在北京、上海及各省会城市，毕业和没毕业的学生在这里对房价就是一个拉动因素。

    这种中心布局的方式必然导致城市人口过密。假设，农村能够享受到城市的百分之五十的各类资源，农民涌入城市的就大大减少。

     第五，对城市化的理解存在着问题。在绝大多数学者或官员的心目中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居住在城市，增加城市户口，或者扩大城市规模。而忽略了农村人口城市化生活、城市化待遇等问题。城市化应当考虑农民生活城市化，待遇城市化，即便居住在农村，耕地种田，从事养殖等等生产，如果能够享有城市化生活，城市化待遇，同样可作为城市化表现。

    因此，考虑城市化的标准应该更全面些。

    所以，房价过高的问题，笔者认为，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在转型期各类矛盾的一个集中体现。很多矛盾和问题最后都聚焦在房价上。反过来说，房价过高折射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综合矛盾和问题。若从根本上解决房价，不解决诸多矛盾是不可能的。仅仅利用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或土地使用政策上也是制标不治本，可能在某些地区某一时段内奏效，但在根本上解决是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