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个性鲜明强悍的人，这使他主导下的中共夺权革命有着迥异于其它“共产革命”的特色，更使1949年后新中国二十多年的国内外方针政策打下了深深的毛式烙印。比如在对外交往方面，根据近年来有关中苏关系的研究著述可知，新中国在1949年起的二十年间从向苏联“一边倒”到与之产生分歧“打嘴仗”直至刀兵相见，其中固然有国家利益的成份，但毛泽东其人的理念和个性无疑起了关键的作用。中苏关系可以说是“毛式外交”的典范。

　　新中国与南斯拉夫和古巴这两个国家的戏剧性的关系变化也体现了“毛式外交”之一斑。

　　南斯拉夫和古巴都是“二战”后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其最高领导人铁托和卡斯特罗也都是像斯大林和毛泽东一样的强悍之人，只不过铁托其人不太受斯大林主义窠臼的羁绊，在国内实行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对外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保持着较正常的国家关系，而卡斯特罗的国内外政策则更具有“革命化”的因素，更符合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理念。“道”之异同成为划线的标准，富有“世界革命激情”的毛泽东对铁托和卡斯特罗的态度截然不同，常常在党内的讲话中斥铁托而赞卡斯特罗，并由此形成了党和国家的态度：

　　对南斯拉夫以“现代修正主义”视之，1958年干脆中断了中共与南共的党际关系，1963年在“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大论战”中更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一文，严厉地指责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是“美帝国主义的附庸，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别动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已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从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所列的具体“罪证”今天看来真让人哭笑不得：南斯拉夫宪法肯定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资本主义在农村泛滥；取消国家统一的计划经济，实行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政策；取消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制；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54.6亿美元的援助，使南斯拉夫成为帝国主义的投资市场；出口重要矿产品，使南成为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进口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搞加工，使南斯拉夫的工业成为西方垄断资本的装配车间；等等等等。两国的国家关系也因此冷而淡之了，中国在外交、国际事务中长期采取孤立南斯拉夫、排斥南斯拉夫参加国际活动的政策

　　对古巴这个通过游击战而“取得革命胜利”并坚持“输出革命”的小兄弟赞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在各种官方文章中不吝赞誉。两国关系也“热气腾腾”，1960年在国内大灾荒的情况下还决定中国在1961年至1965年间给古巴贷款6000万美元援建一些工业项目，中国以高出国际市场的价格购买古巴产的糖，又把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大米和日用百货源源不断地运往古巴，连当时中国国防前线最先进的四管高射机枪等武器都送给了古巴，古巴的第一批飞行员100多人也是在中国培训的。

　　然而，情况在1964年以后逐渐发生了变化。1960年代初，因推行“大跃进”遭到失败的毛泽东在经济政策方面有所收敛，但在“革命”政策方面却更加咄咄逼人，他指责实行赫鲁晓夫的与欧美国家“和平共处”方针的苏联有“修正主义”倾向，推动中共向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这使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走向对立，也影响到中国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首先是古巴，这个“兄弟国家”的领导人卡斯特罗等人原本在理念上比较赞成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但架不住本国的利益高于“革命理论”，当时苏联以高价收购古巴糖，以低价向古巴销售石油和其他工业产品，还提供各种源源不断的援助，使古巴这个当时仅700万人口的小国最多时从苏联获得的收益相当于每年人均400美元，这个好处是“穷大哥”中国远远无法满足的。于是，卡斯特罗的古巴在中苏“论战”中就“保守中立”骑墙观望，实际上多少有些偏向苏联。毛泽东起初主张“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认为苏联才是危险的“豺狼”，而像卡斯特罗的古巴不过是狡猾的贪图“蝇头小利”的“狐狸”，应该“分化瓦解、多多争取”，但因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日形孤立，对骑墙观望、两面获利的“狐狸”就不耐烦起来：1965年中国突然大幅减少出口古巴的大米，却送去了大规模的“精神食粮”——中国大使馆直接向古巴公民投递宣传品。古巴对此自然大为不满，骑墙的“狐狸”就此跳下“墙”来：卡斯特罗1965年3月发表演讲点名批评中共是“修正主义者”，指责中国向古巴公民“大规模投递诽谤苏联和古巴政府的宣传品”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并把矛头直指毛泽东，说毛的观点和所作所为“显然证明他已是个老年痴呆症患者”，还旁敲侧击地说“古巴绝不允许年满60岁的人还呆在领导岗位上”。对此，毛泽东断言说“卡斯特罗无非是豺狼当道”，把古巴“提升”为“修正主义”在国内公开媒体上批判，其“待遇”远高于苏联外的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古两党关系断了，两国间也恶感日盛，以至到1979年中越边境之战时中国还把越南称为“东方的古巴”。

　　中苏对立之后，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却有所缓解。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对此公开反对，中国则谴责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两国在此事上找到了共同点。1969年中苏发生边境军事冲突，毛泽东感到了“寡助”的危险，开始寻找“反对苏修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南两国关系终于摆脱了冰河期，两国官方往来渐多，到1975年实现了南斯拉夫总理比耶迪奇的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他时还赞扬“铁托是铁，不怕苏联压迫”，并向铁托表示“问候”。一年多后的1977年，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邀请铁托来访，最终恢复两党关系，两国关系从此也热络起来，这一外交举措就是毛的“战略”的延续。

　　从中南和中古党之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变迁可见，毛泽东的外交政策理念从1970年以前的重意识形态、多“革命化”色彩，到之后的渐趋实用利益，其转变是明显的——当然，更有代表性的还是中美两个敌手在1970年开始的接近。但不论怎样，“毛式外交”中打上了很深的毛泽东个人性格理念的印记，为害或生利很大程度上就在其人的一念之间。这种决定于某一个人的“个性鲜明”的外交是不足为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