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心情之所以复杂，乃是因为，大家早就受够了垄断国有企业的罪；如此企业重组也是逆市场化改革而行。一个由国有企业垄断的煤炭行业，既不可能有高效率，也不可能服务公众利益。这些国有企业因为缺乏控制，只知追求部门和企业的利益，不大可能关心公共利益。

　　但另一方面，对山西的“煤老板”们，除了少数异常冷静的学者从理论上予以支持之外，大多数人实在无法从道义上表示支持。人们从市场转型角度支持煤炭业向私人企业开放是一回事，对“煤老板”的态度则是另一回事。

　　提起“煤老板”，人们立刻联想到、也最让人无法容忍的事实，就是接二连三的矿难，以及矿难之后其极端不负责任的逃避行为。已经有人提出，国有化并不能阻止矿难在未来的发生，但至少从目前的情况下，私人企业的进入没有改善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私人煤矿确实发生了很多矿难。善良的人们仅仅依据这一点而主张换上一轮经营者，也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理论家们可以指出，私人煤矿之所以接连发生矿难，乃是因为现有的煤矿产权制度、市场进入制度、安全监管制度等等存在严重问题。制度因素诱导私人煤矿形成机会主义策略，压低安全投入，抱着侥幸心理以低成本维持最简单因而也是野蛮的生产。

　　这一点当然是明白而重要的事实。不过，人们并没有看到这些私人“煤老板”为改进制度做了哪些有益的努力。相反，人们看到的情形是：“煤老板”虽然抱怨相关制度不合理，他们的选择却是按照不合理制度的内在逻辑安排自己的行为，以实现短期利益的最大化，为此不惜牺牲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比如，贿赂当地官员，以获得市场准入；贿赂安检官员，以避免正常检查；出现矿难之后，则与当地政府勾结，压制工人，避免媒体报道。

　　受过肤浅的制度主义经济学训练的人会说，这是经济人十分正常的反应。制度不合理，制度中人就可以扭曲地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然而，假如生活在这一不合理制度下的所有人都做出如此“合理”的反应，那合理的制度又从何处出现？从天上掉下来吗？

　　其实，制度经济学早就说过，沿着不合理制度之内在逻辑采取的扭曲行为，就是“搭便车行为”。这些人只消费制度，而不生产制度。不论制度是否合理，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制度变革的事从来进不了他们的视野。让别人去改进制度，他们自己只准备着从每一个制度中压榨出最大的私人利益，而不问制度的好坏。

　　这种类型的私人企业家不光存在于煤炭行业，也普遍存在于其他行业。比如，中国的私人企业家在东欧国家普遍以灰色方式经商。确实，这些国家的制度刚刚转型，多有不合理之处。面对这种制度，中国企业家所采取的策略，不是通过某些途径改进这些制度，而是最为充分地利用制度的不合理处。中国企业家长期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利用制度不合理处即所谓“钻空子”的能力似乎超强。他们当然由此压缩了成本，大发其财。

　　这可以证明一点：市场制度正常演进未必降低交易成本，灰色甚至黑色交易渠道倒可能节约成本。不过，归根到底，这种节约只是短期的，最终，这些私人企业家遭到了市场与政府的双重报复而陷于困境。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则忍气吞声，不做任何抗争。他们的小算盘是：反正以前已经赚了钱。当然，他们钻空子的行为本身，也从根本上取消了他们进行抗争的道义正当性。

　　这种结局、这种反应与私人“煤老板”如出一辙。他们的遭遇确实是不幸的，却无法让人同情。还有一些事实更引起人们的广泛反感，比如煤老板们的奢靡。据说，山西聚集了全国数量最多的豪华汽车。媒体也曾经有照片，“煤老板”给子女办婚事，出现了几十辆加长房车。私人生活的奢靡与血腥的矿难当然会形成强烈对比，人们不能不对这个群体作出负面评价。

　　可以说，“煤老板”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个缩影。企业家们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制度限制，有的时候，其私人财产可能横遭剥夺。这本来应当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恰恰是这类企业家，平时却十分嚣张，几乎不关心员工、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而热衷于与官员勾结，利用制度每一寸不合理的地方谋取不正当利益。于是，当他们出事的时候，就几乎无人表示同情，他们只能灰溜溜地撤走。

　　这样的结局实在是一件悲剧，不仅是他们自己的，也是整个社会的。

                                                                             引用作者：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