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危机。”而在危机中消失的除了经济层面上有形的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上人们退减、破灭、消逝的意志、信念与坚持“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

    罗斯福新政的潜在意义：一方面，允许合法的、适度的工会运作和工人斗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劳资关系，不但不会破坏社会秩序，还有利于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也就是造就一个耐用消费品的广阔市场；另一方面，抑制大资本、救济穷人、调整社会利益格局，能逐步而有效地缓解社会矛盾，巩固政权基础，使得法西斯主义和各种极端思想的市场大为缩小，使美国人哪怕在最坏的情况下“都没有丧失对失去自由所带来的恶果的警惕”。因此，重读《光荣与梦想》，看似散笔闲投，实则以史察今、以美鉴中；“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定出一些计划来，把希望重新寄托在那些压在经济金字塔底层、被人遗忘了的人们的身上，”罗斯福在竞选总统演讲中流露出的这种勇气与承担，更是向我们展示了有魄力、有远见的执政者主动进行变革改造和进步所能带来的走出萧条、重造社会的神奇力量。

   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利益关系相对均衡、社会公正和社会正义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社会；而建构和谐社会，则代表了重建政府自主性和超越性的努力。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一般会涉及体制的变革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两个相关的过程。因此，如果要让公共权力非规则化使用的暗箱操作得以制止，让瓦解基础秩序的腐败现象得以清除，让损害政府公正性的势利行为得以根绝，让赢者通吃的不平等沟壑得以消失，我们需要重建的不仅仅是底线、秩序、习俗所构成的“规则”，还应当包括利益格局、力量对比等所形成的“结构”，以及涵盖权力授受代表体制、公民参与机制、意见表达渠道、利益协商程序、团体博弈过程等的细节化、基础化、根本化的“制度”。

    “社会生活的西西里化”现象，即强者越来越蛮横和霸道，甚至以强凌弱；而如今我们不难发现，在底层生存生态严重恶化、资源极其有限的背景下，用暴力解决问题的“习惯”已经蔓延到了弱者对弱者、强者对强者甚至弱者对强者，这种最惨烈的抗争与对抗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震撼？

    社会已经从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变为一场马拉松赛，任何落后者、失败者、掉队者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却被抛在社会结构之外；而在今日之中国，是否还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赛跑？

    幸好在不断追寻社会转型足迹的过程中，我们有可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团结与冲突这两大促进社会整合因素的平衡，守望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并“将迄今为止我们赋予神的巨大感激之情赋予社会”。史景迁曾意味深长地说：“一个现代国家应是整合而且兼容，既保有自己的特性，又能平等地参与探寻新市场、新技术和新理念。……然而，不论是那时(指1600年)，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都不能算是一个确实的现代国家。”希望未来能为我们在社会转型中表现出的勇气与智慧背书；希望历史能证明，这一回，史景迁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