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杜丽虹 郭懿来源：证券市场周刊

美国银行业的收入能力更强，并拥有税率优势，但中国银行业的成本优势显著，中美大型银行ROE打成平手。未来，在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接轨过程中，上市银行ROE将略降至14%-17%。

2010年，中国上市银行平均期末摊薄净资产回报率(ROE)为17.1%，这样的高回报可以持续吗？利率市场化的冲击、未暴露的信用成本以及更严格的资本监管，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银行业的回报率？

比较中美银行业ROE的构成可以发现，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贡献使美国银行业拥有更强大的收入获取能力，长期中的收入与总资产之比较国内上市银行高出300个基点；尽管美国银行业的所得税率更高，但营业税的免缴使其实际税率较中国内地银行低6个百分点；但更高的信用成本、人力成本侵蚀了部分收入；结果，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10年平均的有形资产回报率(剔除无形资产后的ROA)较国内上市银行高出15个基点，考虑金融危机冲击后，中美银行业的ROA水平相当。

美国银行业频繁的并购使资本市场的估值溢价转化为资产负债表内的商誉溢价，净资产的增厚导致美国银行业的总资本杠杆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16倍逐步下降到金融危机前的11倍，危机后进一步降低到9倍，即使是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大型银行，混业以来的总资本杠杆率也只有13-14倍，显著低于国内上市银行18倍的平均杠杆率。但在核心资本杠杆率和有形资产杠杆率方面，中美大型银行一致。

剔除并购所带来的商誉溢价后，金融危机前10年，美国大型银行的有形净资产回报率均值在23%左右，行业平均为17.6%，与国内上市银行2010年的均值水平相当；考虑金融危机冲击后，1997年-2010年美国银行业平均的有形净资产回报率降至14.2%，大型银行的平均回报率降至15%-20%的水平，接近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

所以，当前中国上市银行的回报率与美国大型银行的长期回报率相近。

未来，随着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接轨，在非利息收入占比上升15个百分点、成本收入比上升5个百分点的情况下，信用成本上升63%，才会使行业平均的净资产回报率低于2010年水平；而如果不良率上升到2.0%，则行业平均的净资产回报率下降到16.9%；如果不良率上升到3.0%，行业平均的净资产回报率下降到13.8%。

因此，从长期看，中国上市银行的平均ROE在14%-17%之间，略低于当前上市银行平均水平，但仍维持在15%左右。

盈利能力的较量

ROE:中美银行业打成平手

2010年中国上市银行平均的期末摊薄净资产回报率为17.1%，剔除无形资产后，有形净资产的平均回报率为17.3%，高于1997年-2010年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水平，与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国际大型银行相当。高ROE的背后有哪些支撑因素？长期中，随着信用成本、人力成本的上升，ROE的水平能否维持？

ROE是由总资产回报率与杠杆率的乘积决定的，总资产回报率又可以分解为收入因素和成本因素，其中，收入因素包括净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成本因素主要包括信用成本、业务管理成本和税率成本(图1).

分解后的逐项比较显示，美国银行业的收入能力更强，并拥有税率优势，但中国银行业的成本优势显著，结果中美大型银行在有形净资产回报率上打了个平手。

非利息收益贡献：美国银行业高25个百分点

对比各时期美国银行业的收入来源，在上世纪60年代-8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银行业的净利息收入一直在75%-82%之间波动。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末期，净利息收益占比从75%下降到60%，同期非利息收益快速发展，占比提升到40%，较国内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益占比高25个基点，而如花旗银行这类全能银行的非利息收益占比更高，达到50%以上。更高的非利息收益贡献提升了美国银行业整体的收入获取能力。

净利差、净息差比较：美国银行业胜出

上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业的净利差均值为1.3%，利率市场化期间(1970年-1986年)扩大到2.06%，1987年-1996年的10年间净利差均值进一步上升到3.14%，金融危机前的10年间(1997年-2006年)净利差均值略有下降至2.97%，较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高出54个基点。金融危机期间利差有所扩大，2010年美国银行业的净利差已接近3.50%，较国内银行高100个基点。

利差扩大的同时，发达的资本市场交易进一步增厚了息差收益。美国银行业的资产结构中，贷款仅占58.4%，证券投资占28.1%，较国内银行业证券投资的占比高出13个百分点，而表外的证券化资产及衍生品交易贡献了更高的净息差收益。

研究显示，1970年以前美国银行业的净息差均值为3.34%，利率市场化期间(1970年-1986年)扩大到3.58%，1987年-1996年净息差均值进一步扩大到4.03%，金融危机前的10年间(1997年-2006年)净息差均值略有缩小至3.62%，较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高出114个基点；金融危机期间，证券化资产和衍生品交易出现损失，使混业经营以来(1997年-2010年)的平均净息差缩小至3.53%，但仍较国内上市银行高出105个基点。其中，大型银行由于非利息收益的贡献度更高，息差收益的重要性降低，净息差略低于行业平均水准，但仍明显高于国内银行。

信用成本率比较：美国银行业落败

不过，高收益总是与高风险相伴的。利率市场化以后，存贷款的激烈竞争导致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美国银行业平均不良率达到4.4%；1997年-2006年下降到2.1%，较国内上市银行2010年均值(1.14%)高出近100个基点。其中，以欧美业务为主的大型银行不良率略低，在1%左右，而汇丰这类有较多新兴市场业务的国际银行，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不良率在2%-3%之间。

金融危机后欧美银行的不良率大幅提高，2010年美国银行业平均的不良率达到6.3%(其中，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违约率达到9.7%，消费信贷的违约率则保持在3%-4%)，结果，混业经营以来(1997年-2010年)美国银行业的平均不良率上升到2.9%，较当前国内上市银行的不良率均值高出176个基点。

但大型银行在上述期间内的平均不良率仍维持在1%-2%之间，其中，花旗银行1997年-2010年的平均不良率为1.92%，美洲银行平均为1.25%，分别较国内上市银行均值高78个基点和11个基点。

剔除信用成本后，中美银行实际净利息收益相近

从净息差中剔除信用成本后，就得到银行的实际净利息收益：美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初期，由于信用成本的大幅上升，实际净利息收益(净息差-信用成本率)为负；但长期风险收益体系逐步恢复正常，1997年-2006年美国银行业平均的实际净利息收益为1.52%，略高于国内上市银行1.34%的实际净利息收益。

考虑金融危机冲击后，美国银行业混业经营以来(1997年-2010年)的实际净利息收益均值为0.63%，低于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但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剔除信用成本后的实际净利息收益均值仍达到1.47%和1.95%，高于国内上市银行均值。

以上数据显示，利率市场化以后，高收益与高风险相伴，长期来看欧美大行的实际净利息收益与国内银行业当前水平相近。

表外业务的贡献

除息差业务外，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大型银行还有大量的证券化资产和金融衍生品交易，作为表外业务，上述资产大多不记入资产负债表内，对资本金的要求也较低，从而放大了欧美大型银行的表外资产杠杆。

以花旗集团为例，2006年末，公司信用卡应收款的证券化规模已经达到了1124亿美元，其中，以证券化方式卖给投资者的达到931亿美元，集团内部保留的仅193亿美元；此外，花旗集团还持有名义金额达到28.55万亿美元的衍生产品，其中仅有2665.57亿美元的盯市价值(Mark-to-Market)计入资产负债表内，相当于名义金额的0.9%。

上述表外资产虽然占用资本金少，却贡献了丰厚的收益，包括佣金收入、利息收入和多样化的投资收益，从而提高了银行的资产盈利能力。以花旗银行为例，金融危机前，公司净利息收益仅占总收益的40%-50%，手续费及托管费收益占30%，证券化及衍生收益占10%，自营及已实现投资收益占10%，保费占4%；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2010年花旗集团的证券化及衍生品交易收益仍贡献了总收入的4%。

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美国银行业高300个基点

中间业务及表外业务的贡献，使美国银行业的收入能力显著优于国内银行。1997年-2006年美国银行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净利息收益 非利息收益)/总资产〕的均值达到5.49%，比国内银行高出300个基点；即使考虑金融危机冲击，在1997年-2010年期间，美国银行业平均的收入与总资产之比仍高达5.26%，花旗银行更是达到5.75%，而介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之间的汇丰银行也达到3.83%，均显著高于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的收入贡献功不可没。

经营成本较量：中国银行业有优势

在收入获取能力方面，美国银行业占优，但在成本控制方面，中国银行业具有显著优势。美国银行业长期平均的信用成本较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高出100个基点，从而抵消了约60%的收入优势，而经营成本上的劣势则抵消了剩余40%的优势。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一度达到65%以上，此后呈下降趋势，但目前的成本收入比仍在60%的水平，较国内上市银行高出25个百分点；花旗银行、美洲银行等大型银行凭借规模优势成本收入比略低，但仍在50%以上，显著高于国内银行业。

实际税率：美国银行业低6个百分点

在税率方面，美国银行业的所得税率在1986年之前一直保持在25%左右，此后，上升到35%的水平，金融危机中的亏损抵补了部分应纳税额，但2010年仍维持在30%以上，平均较国内银行的所得税率高出10个百分点。

但美国银行业不缴纳营业税，而中国银行业要缴纳相当于营业收入5%的营业税，结果，美国银行业1997年-2006年的实际税率为11.1%(金融危机后2010年仅为5.4%)，较2010年中国上市银行平均17.3%的实际税率低6个百分点。

ROA的较量：中美银行平手

综上，美国银行业更高的非利息收益和表外收益能力使其在收入获取上具有显著优势，1997年-2006年的收入与总资产之比平均为5.49%，较国内上市银行高300个基点；即使考虑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2010年的收入与总资产之比也较国内上市银行高出200个基点以上；此外，美国银行业在实际税率上享有6个百分点的税率优势。

但更高的信用成本和人力成本侵蚀了部分收入，剔除成本费用后，美国银行业长期平均的总资产收益率为0.98%，有形资产的ROA达到1.01%，较国内上市银行2010年均值(0.97%)略高4个基点，中美银行在ROA上打成平手。

杠杆率的较量

核心资本的杠杆率：大型银行杠杆率相当

银行是靠高杠杆盈利的企业，所以，杠杆率的较量左右着银行的盈利能力。

对比中美银行核心资本杠杆率(风险资产/核心资本)，尽管金融危机中欧美金融机构的高杠杆饱受质疑，但其商业银行自身的杠杆率并不高。自上世纪60年代到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整体的核心资本杠杆率一直维持在8-10倍，国际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杠杆率更高一些，在11-12倍，略高于当前国内上市银行的核心资本杠杆率(10.7倍)。金融危机后，欧美银行业掀起一波去杠杆化浪潮，但大型银行的核心资本杠杆率只微降了0.5倍，与国内上市银行的平均水平相近。

总资本的杠杆率：美国银行业低于国内

衡量杠杆率的另一个指标是总资本杠杆率(总资产/净资产)，它直接决定着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

美国银行业的总资本杠杆率一直呈下降趋势：上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的平均杠杆率与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相当，在16-17倍，但此后逐年下降，到1997年-2006年已降至11倍，金融危机后进一步降至9倍，即使是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在金融危机前的总杠杆率也只有13-14倍水平，显著低于国内银行业18倍的均值。

为什么美国银行业的总资本杠杆率逐年降低、并显著低于国内银行业？主要是因为并购行为降低了总杠杆率和估值溢价。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经历了多轮并购浪潮，并购过程中，资本市场的估值溢价转化为资产负债表左侧的商誉溢价，结果，美国银行业的无形资产平均占到总资产的2.52%(1997年-2010年均值)，占到净资产的25.99%，大型银行占比更高。

以美洲银行为例，2006年收购美国第二大信用卡公司MBNA，增加了203.9亿美元的商誉，2009年低谷中折价收购美林证券，仍增加了51亿美元的商誉，目前美洲银行的商誉额已累积达到739亿美元，占到总资产的32%。

与之相对，国内上市银行，除招商银行(600036.SH，03968.HK)和工商银行(601398.SH，01398.HK)在境外并购的推动下商誉占比提高，商誉与净资产之比分别达到7.16%和3.33%外，其他上市银行的商誉占比均不到2%。

如果说“中国银行业的净资产=生息资产-负债”的话，那么，“美国银行业的净资产=生息资产 商誉(估值溢价)-负债”。显然，美国银行业的净资产中已经包含了并购过程中的估值溢价，并购越多，净资产中所包含的商誉溢价就越多(虽然并购形成的商誉也会逐年摊销，但其摊销速度远远赶不上并购扩张的速度，从而导致净资产的增厚)，而净资产的增厚又导致了杠杆率的下降和净资产回报率的摊薄。

进一步，由于净资产中已经包含了部分估值溢价，所以，随着并购次数的增多，外部资本市场的估值溢价逐步转化为企业内部资产负债表上的无形资产溢价，外部市场的估值溢价相应降低，结果，合并后新公司的市净率也随之摊薄。

因此，只有从总资产和净资产中剔除商誉等无形资产后的有形资产才是真实可比的：美国上市银行混业以来有形资产杠杆率((总资产-无形资产)/(净资产-无形资产))的均值为14倍(金融危机后降至12倍)，低于国内上市银行18倍的平均水平，但国际大型银行的有形资产杠杆率在18-20倍水平，与国内上市银行相当。所以，中美大型银行在核心资本杠杆率和有形资产杠杆率方面的放大倍数一致。

中美银行业ROE比较分析

ROE的较量：正常回报15%-20%

美国银行业更强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能力，贡献了更高的金融服务收入；而6个百分点的实际税率优势进一步强化了其盈利能力；但更高的信用成本和人力成本侵蚀了部分收入，剔除费用成本后，美国银行业长期平均的ROA水平接近国内上市银行当前的ROA均值。

杠杆率方面，无论是核心资本杠杆率还是有形资产杠杆率，国际大型银行与国内上市银行的均值都十分接近，中小银行杠杆率略低。

综合几方面因素，在金融危机前，美国银行业长期平均的ROE(剔除商誉后)为17.6%，与国内上市银行2010年的ROE(17.3%)相当，但国际大型银行的ROE(剔除商誉后)较高，达到23%的水平，较国内上市银行高出6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的冲击使部分银行一度出现负回报，2010年，美国银行业平均的ROE(剔除商誉后)为8.19%，不到国内上市银行均值的一半。但考虑到去杠杆化背景下，美国银行业平均的有形资产杠杆率仅为12倍，只是国内上市银行有形资产杠杆率的2/3，如果采用相同的杠杆率水平，危机背景下，美国银行业的ROE(剔除商誉后)均值为12%。

长期中(1997年-2010年)，美国银行业平均的ROE(剔除商誉后)为14.17%，低于国内上市银行均值；但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的ROE(剔除商誉后)均值接近国内上市银行当前水平，分别为16.15 %和19.60%；而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的汇丰银行，ROE(剔除商誉后)均值维持在21%以上，高于国内上市银行。

综上，长期而言国际银行业的有形净资产回报率维持在15%-20%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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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能力的差异

中美银行业收入能力的差异主要源自分业监管以及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

1997年花旗集团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从事实上打破了美国银行业的分业经营限制，1999年美国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正式打破了分业经营的限制；金融危机后，沃尔克法则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业从事对冲基金等高风险业务，至此，美国银行业完成了从分业到混业再到有限混业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收入与总资产之比也提高到5.5%。

与之相对，国内银行业仍实施分业监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银行资本市场业务的发展。当前，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入占比仅为15%，收入与总资产之比为2.5%。未来，随着中间业务的增长，我们预期上市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比将提升到30%的水平，相应地，收入与总资产之比提高到3%-4%。

以往资本市场的发展一直被视为银行业的“杀手”，直接融资对间接融资的替代、脱媒化的趋势，似乎都预示着银行业的衰落。但从实际发展看，脱媒并不可怕，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银行的角色定位也在发生变化，从资金的提供者转向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从利息收益转向非利息收益，转型过程中银行的盈利能力并不会下降，而且，资本市场越发达，银行所能提供的金融服务范围就越宽广。

如今，美国金融服务行业(含地产投资业务)的GDP贡献为21.5%；资本市场的规模达到16.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14%，美国共同基金市场规模达到11.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80.95%，证券化市场规模达到11.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75%，衍生品市场规模达到600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0倍。

与之相对，中国金融服务业的GDP贡献为12%，资本市场的规模为30.3万亿元，相当于GDP的76.13%。理财市场上，基金总规模2.5万亿元，信托资产总规模为6000亿元，即使加上银行理财产品总规模也不到5万亿元，仅相当于GDP的12.6%。而证券化市场和衍生品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

欠发达的资本市场一直被视为中国银行业垄断性高收益的来源，但其实，资本市场的发展会提高整个金融服务业的价值空间，银行的平台作用也将得到更大发挥。

成本控制的差异

首先，存贷比限制、利率市场化趋势、金融机构的专业化分工和经济周期都影响着信用成本水平。上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大多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在利率市场化初期，一些国家的净息差缩小，另一些国家的信用成本率大幅上升，剔除信用成本后的实际净息差都缩小了20%-30%。但长期看，净息差与信用成本将逐步达到一种新的均衡状态，实际净利息收益并不会有太大变化。

除了利率市场化趋势外，存贷比的限制也影响着息差收益。与中国银行业不同，欧美银行大多不受存贷比限制，除了银行存款，银行间市场和债券市场都成为重要的资金来源，市场整体的净息差相对稳定在3%-4%的水平，但信用成本的波动较大。

存款能力与贷款能力的脱钩催生了专业化金融机构，尽管这些专业化机构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纷纷投靠综合性金融机构，但专业分工形成的效率优势仍然打破了大型银行的垄断优势，市场化竞争下银行业的实际净息差收益在长期中处于均衡状态，高收益与高风险相伴，更高的息差收益必然伴随着更高的信用成本。

最后，金融危机冲击下美国银行业的信用成本处于历史高位，与之相对，当前中国银行业的信用成本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信用成本的差异抵消了美国银行业60%的收入优势。

其次，人力成本的差异。低成本优势推动中国成为全球制造工厂，但低成本优势并不仅仅体现在制造行业，在高度依赖于人力资本的金融服务业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0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61万美元，金融高管人员的薪酬更是高达千万美元，结果美国银行业的成本收入比在60%以上；与之相对，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1万元人民币，高管人员的薪酬在百万元人民币级，相应成本收入比仅为35%。

人力成本上的差距抵消了40%的收入优势。

再次，税法差异。在税法方面，中国的税制一向注重流转环节，所得税负较轻，而美国银行业则采用重所得税、轻流转税的税收结构。结果，美国银行业的所得税率较中国银行业高10个百分点，但不缴纳营业税，而中国银行业要缴纳5%的营业税。由于所得税是以利润总额为税基的，而营业税是以收入总额为税基的，税基的扩大使中国银行业的实际税负更高：美国银行业的实际税率较中国银行业低6个百分点。

杠杆率差异

巴塞尔协议中对证券化资产和表外资产要求的资本拨备较少，从而提高了欧美银行业的表外杠杆率，但在表内杠杆率方面美国银行业并不占优势。金融危机前，美国大型银行核心资本杠杆率为11-12倍，略高于国内上市银行；金融危机后，美国银行业平均的核心资本杠杆率降至6-8倍，与国内上市银行相当。

同时，并购浪潮也影响了总资本杠杆率。美国银行业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经历了多轮并购浪潮，并购将资本市场的估值溢价转化为资产负债表内的商誉溢价，从而使得美国银行业总资本杠杆率从上世纪70年代的16倍逐步降低至9倍，总资产和净资产的增厚摊薄了净资产回报率和市净率。

与之相对，中国上市银行中，仅有招商银行和工商银行进行过规模化并购，行业整体回报率和估值的摊薄效应不明显，总资本杠杆率达到18倍，是当前美国银行业平均杠杆率的2倍，相应地，净资产回报率也高于美国银行业。

但并购浪潮并没有影响有形净资产的回报，美国银行业长期平均的有形净资产回报率维持在15%-20%的水平，与中国银行业相当。

中国银行业在国际接轨过程中的收益模拟

非利息收入的上升

上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非利息收入占比从20%上升到40%，非利息收入的上升推动了美国银行业收入与总资产之比的大幅提高，从上世纪70年代的3%上升到5.5%，升幅达到250个基点，显示了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银行收入能力的贡献。

目前，中国上市银行平均的非利息收益占比为15%，我们预期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脱媒压力的增大，中国上市银行的非利息收益占比加速提升，5年后将达到30%的水平，从而使收入/总资产从当前的2.75%上升到3.3%水平。

业务成本的上升

收入的增长和规模效应推动了近几年中国上市银行成本收入比的降低，但是随着人力成本的上升，高度依赖于人力资本的金融服务业，其成本收入比在长期中仍将呈上升趋势，我们预期5年后成本收入比上升5个百分点。

信用成本的上升

目前中国上市银行平均的不良率仅为1.14%，处于历史最低水平。未来随着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释放，及零售贷款的风险暴露，我们预期信用成本率将呈上升趋势，长期中达到2%-3%的水平。

中国银行业的ROE变动趋势

假设中国银行业未来5年非利息收入占比从当前的15%上升到30%，净息差维持当前2.48%的水平不变，税率结构也不变，但信用成本率上升，同时成本收入比从当前的35%上升到40%，那么，在信用成本的上升幅度小于63%的情况下，非利息收入上升的正面贡献将抵消业务成本和信用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ROE水平进一步提高；但如果信用成本上升幅度超过63%，ROE将呈下降趋势。

模拟测算显示，如果上市银行平均不良率上升到2.0%，则ROA将下降2个基点，ROE(剔除商誉)轻微降至16.9%；如果不良率上升到2.5%，则ROA将下降10个基点，ROE(剔除商誉)降至15.4%；如果不良率上升到3.0%，则ROA将下降18个基点，ROE(剔除商誉)降至13.8%。

我们预期上市银行长期中不良率维持在2%-3%之间，由此计算，中国上市银行的ROE(剔除商誉)在14%-17%之间，略低于当前上市银行的均值水平，即，信用成本的上升将抵消非利息收入上升的贡献，但长期中，ROE仍将维持在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