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可以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正在步入一个相对动荡时期。作为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重要步骤，2017年10月，美联储宣布了“缩表”计划；特朗普政府推出的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已获参众两院通过；放松金融、能源和药品等行业的管制，以及大规模增加基建投资也将陆续获得批准。这可能导致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时代的重现。全球资本大量流向美国，高利率和强势美元，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动荡，很可能正在向我们走来。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经济和金融周期与美国并不同步，因此，需要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在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由于我国实体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货币政策总体上应该保持中性。同时，面对房地产领域的泡沫，货币政策也切忌短时间内收紧。不恰当的紧缩很可能刺破泡沫，从而犯下上个世纪80年代末日本曾犯的错误。但面对美国货币和税收政策调整带来的冲击，如果我们要刻意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必须提高利率（即使人民银行不加息，为了阻止人民币贬值而采取的市场调控，最终也会导致人民币市场利率的上升）。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加强资本流出管制来应付。但是，恢复一些已经取消的管制措施，往往会向市场传递比较负面的信息，有损改革开放的总体形象，从而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流出压力。由于逃避管制的途径很多，从实际效果看，也不一定管得住。因此，相对可取的做法，还是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通过汇率的适当波动，可以有效地隔离和抵御外部世界的不利冲击。

第二，有利于抵御大规模投机性冲击。理论和国别经验都表明，相对灵活的汇率安排更有利于抵御外汇投机。这是因为，面对大量的跨境贸易和资本流动，缺乏弹性的汇率安排很容易造成本币的高估或低估，从而形成贬值或升值预期；而相对灵活的汇率安排则往往会因为汇率的及时调整而避免出现持续的高估或低估，从而避免贬值或升值预期的形成。由于预期包括了风险溢价，因此，即使在国内外名义利率相等（甚至国内名义利率高于国外名义利率）的时候，针对固定或钉住汇率制度的投机仍然会非常猖獗。1997年7月，发生在泰国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针对泰铢高估而发生的投机性攻击的典型案例。

自2014年6月达到接近4万亿美元这一历史性高峰之后，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一度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2015年第四季度，更是以每月近千亿美元的速度下降。进入2016年，下降趋势明显放慢，并于2017年年初跌破3万亿美元。高达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下降，有多方面因素，譬如“藏汇于民”、估值效应等，然而不可否认，其主要还是用在了应对大规模投机性攻击方面。

尽管有代价，但付出一定成本后换回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当然值得。如果考虑到当前我国的金融体系风险点比较多，信用违约事件不断增多，金融监管相对薄弱等状况，那么通过市场调控来维持汇率稳定，确实具有突出的重要性。不过，从长远看，还是要尽快建立应对投机性冲击的有效机制。

第三，是扩大对外金融开放的需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长期战略。自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16年年初，在IMF统计的40个资本项目下的交易类别中，我国大约有40%左右已经实现了基本可兑换，另有50%属于部分可兑换，10%属于完全不可兑换。展望未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实现资本项目下更多交易类别的基本可兑换将是一个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需要在国有企业改革、金融市场改革、金融监管和汇率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其中，就人民币汇率制度而言，根据“不可能三角”理论可知，只有当我们拥有一个更加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时，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才能变得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