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宏观预测之所以预测不准的原因，李迅雷所长认为是因为大众化思维的结果：“如果方向性预测的成功率都低于50%，那恐怕是思维方式的问题了。大部分人之所以达不到50%，是因为大众化思维的结果”（李迅雷《2009年末终稿》）。许小年教授则将责任归于数据不可靠：“做比较好的预测一定要有可靠的数据，咱们的数据有多可靠，宋国青比我清楚，因为他跟统计局沟通的多。宏观调控我们发现神了，我们想让通货膨胀下来的时候就下来，CPI4.9%怎么碰也碰不上，CPI确实是在下降，但是把单项加总怎么加也加不上，我们说控制通胀就下来了，我们说持续内需就上来了。8月份零售销售总额增长，怎么看看不懂，增长20%多，把通货膨胀扣掉，实际增长16%、17%，这不知道从哪来的，去年GDP增长11.9%，把投资消费、进出口等等加起来，再把电力消耗和11.9%对一下，根本对不上。”（许小年2008年底“宏观经济真是伪科学”）。

?　　无论是将预测不准的原因归于大众化思维，还是归于数据不可靠，看得出来李所长和许教授还是充满着自信，相信只要能避免大众化思维，得到准确的数据，就一定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测。与此相比，国外的投资家则显得谦虚的多，彼得.林奇坦承：“我希望自己能够预测市场和经济衰退，但这是不可能的。”巴菲特更为直率：“我从来没有见过能够预测市场走势的人。”而索罗斯则直接将其投资理念归于“测不准定理”，并称每当无法把握局面或犯下错误时，就会背痛。

?　　鉴于上述投资家所取得的伟大职业成就，我们显然难以将经济学者在预测上的自信归因于他们比投资家具有更强的经济分析和预测能力。当然，这也未必就是经济学者有意的自我吹嘘，就如与投资家否定预测能力相对应的，经济学者通常都会否定投资能力的存在，大部分都属于有效市场理论的信奉者，这样的分歧更多的是双方各自的职业诉求不同罢了。

?　　不过，仅就许小年教授对数据不可靠的抱怨来看，其无疑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世界是如此巨大和复杂，信息近于无限，要想获得完全充分和完全准确的信息，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也反映在对政策之手的认识上，许小年教授是一个坚定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从早年“股市推倒重来论”，到现在“中国不需要凯恩斯”的观点，一以贯之的是对一切政府有形之手的坚决反对。实际上绝大部分经济学者和许小年教授一样，在本质上都属于这种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信仰者，对政府之手有着天然的反感（索罗斯将此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这使绝大部分经济学者在分析预测经济走向时，要么从来不考虑政府之手，要么永远从负面效用加以考虑。于是问题就产生了，如果不考虑政府之手，那么按照经济发展的自然逻辑，最终的结局必然是从繁荣走向崩溃；如果考虑政府之手，那么按照政府之手必然带来负效应的认识，最终的结局也必然是以混乱收场，这样一来，绝大部分的经济学者就都成了天然的悲观主义者，这也就注定了他们的预测在大部分时候都是不准确的。

?　　经济历史的现实是，在1929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持续多年以后，虽然各类危机仍在不断发生，如70年代的滞胀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危机、90年代的墨西哥危机、东南亚危机以及最近的美国房贷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但由于凯恩斯主义的施行、政府在持续的经济调控中不断积累经验、调控能力不断提高、调控介入程度不断加深，以及凯恩斯主义本身也在不断修正，新凯恩斯主义顺应而生，上述危机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化险为夷，如1929年那样大规模、长时间的经济或金融危机再也没有出现过。

?　　当然，如果能够坚持十年如一日的悲观看空，如看什么都有泡沫的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也一定会有对的时候，因为危机早晚会来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