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武汉晚报》2010年2月21日报道）“兔年春节尚未过完，中西部与东部就拉开了农民工‘争夺战’。由于用工形势严峻，浙江绍兴市就业局去年底就与劳务输出基地重庆涪陵联系，希望对方输送劳力，没想到被婉言谢绝。‘自己都缺人，哪里还能大规模组织人员外出打工？’重庆涪陵区就业局李副局长表示。”（2011年02月12日中新社报道)

　　学者大都以“刘易斯拐点”来解释2009年以来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大幅上升以及2010年以来突然出现的民工荒现象，这属于典型的对现实和理论的牵强附会。劳动力拐点的形成是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不可能陡然滑落，除非中国的农民工是由 “老民工”和“新民工”这两个一刀切的概念化群体构成并且“老民工”都在2010年集体退休了，否则起长期影响作用的劳动力拐点是不可能导致民工荒的突然出现的。

　　其实只要看看武汉的5000个工地，就可以解释民工荒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以一个工地需要50个民工算，仅武汉一个城市就新增了25万的农民工需求。中国有省级市34个，地级市333个，县级市2862个，这就是数十万个工地，数千万的民工需求，再加上与这些工程相关的配套、供应企业的用工需求，在这样巨大的新增需求下，民工荒又怎能不出现呢？

　　在以往，农民工的主要流向是沿海地区的出口外向型制造产业，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这些企业能够生存的最重要因素。但现在，内陆地区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为主的劳动力新需求方出现了，与有着巨大成本压力的沿海地区外贸制造企业相比，缺乏成本约束的地方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和暴利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劳动力价格的支付能力上显然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劳动力价格快速上涨和沿海地区民工荒更为严重的现象也就随之出现了。

　　　　　　　　　　　　　　　　　　　　　　　　　　　　　　　　　　浦银安盛基金 刘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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