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跌碎了多少人的水晶球，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新科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向记者不无风趣地坦诚：“我最初以为自己60多岁时能够获奖，后来以为自己能在70多岁时能够获奖，最近一段时间则以为要等到80多岁时才能获奖。”

    回顾20世纪宏观经济学说史，我们当完全同意菲尔普斯自信：这一天应该来得更早。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他的名字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伯特·索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他们两位早已分别在1976和1987年在诺贝尔的奖台上功成名就。不过，俗话说，事情要往好处想：未能早些得奖使得菲尔普斯有了独享137万美元大奖和无限荣耀的良机，而在这期间，奖金数额一再提升，而美元的疲软也让瑞士克朗更加货真价实。

    事实上，菲尔普斯比弗里德曼更清晰地形成了一个自然失业率的理论。这个理论似乎有些悲观，因为它强调，当所有人的失业是由客观经济结构决定的时候，无论货币当局还是财政部都无力再促成就业的增加。

    这其中的政策含义对中国的意义远远大于西方国家。对于成熟市场经济来说，自然失业率理论无非是告诫政府应该着力控制人们对通胀的预期。如果通货膨胀率增长快于预期，工人和银行将调整他们的预期，促使工资和利率更快地增长。因此，随着新的物价上涨同预计的价格上涨结合起来，旨在降低失业率的经济刺激措施只能是好心办坏事。

    然而，该理论对于中国有着更丰富的政策含义。中国远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实际上，增加就业一直是中国长期面临的头等大事），而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通货膨胀的压力只会是结构性的，或者是温和的。中国时常出现的较为严重的通胀压力则另有隐情：既有客观上的资源紧缺因素，也有一些部门的垄断势力在推波助澜。

    菲尔普斯声称一谈到中国的经济问题就兴奋，而他的理论首先告诉我们：应当少地依赖资本、能源、土地等资源。因为，平衡要素结果的好处是在达到充分就业之前，我们能有效地控制通胀水平。其次，就是打破一些人为的行业垄断。可以看出，菲尔普斯的诺奖智慧同我们现实的改革指向息息相通，并且进一步表征了这些被广泛关注的改革趋向所蕴含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意味。

    此外，诺贝尔委员会肯定了菲尔普斯的研究建立了资本形成的“黄金定律”。这方面的工作是与索罗1956年的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工作一脉相承的。索罗先期讨论了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受储蓄率和有效劳动增长率的影响。然而，这种稳态路径有很多条。问题在于，通常在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是固定的情况下，政府实施的政策应该将储蓄率确定在怎样的水平呢？

    当然首先应该确定一个最佳的标准。现代经济学的普遍共识是，提高一个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因而，斯将最佳的经济增长路径定义为：能够使得人均消费水平在长期达到最高水平的路径。

    这其实揭示了经济增长的人本含义：能是为了增长而增长，策制定者不应该遏制消费去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率。根据这个标准，菲尔普斯的推论更加耐人寻味：最佳的储蓄率应该是利润与产出之比。而在图形中，则表现为消费和储蓄之间的黄金分割。“黄金定律”有次得名。

    简单地说，黄金分割意思是：“吃掉你的劳动所得，存起你的资本收入。”

    对照这个定律，美国人似乎走过了头，而中国却缩手缩脚。他们利用高涨的房地产作为抵押满足消费欲望的膨胀。然而，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人却似乎习惯了在存钱中找到乐子。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因为，经济学的逻辑告诉我们，人们习惯的形成应该理解成人们做出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做出选择的原因。这样看来，“黄金定律”对中国来说尤其意味深长。实际上，只有当中国老百姓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得到稳定预期时，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才能达到真正的“黄金分割”，而中国经济也才能看上去更加“完美”。

    总之，菲尔普斯的贡献看似深奥，实则与老百姓的诉求息息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