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好”的未必都是好人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那些“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徒们，竟然也把腿蹩进了寺院，每每为了争烧新年的第一炷香，会毫不吝啬地甩出几十万的香火钱，以此向佛祖行贿，祈求庇佑：来年再平安地多赚些昧心钱。明知自己罪孽深重，却不洗心革面，行善积德，居然想用金钱来摆平佛祖，这也许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吧！如果世上真有佛祖，不知佛祖笑纳了这些人渣的黑钱后，享用得是否心里安生呢？

千百年来的中国，无论高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往往都热衷于礼佛，虽然其目的无非是为了善终，转世再投个好人家，却也约束了许多人的恶念与恶行，佛家的教人向善，众生平等之说的确是功德无量。

说到行善积德，我就想起我的外婆，外婆是一个平凡的家庭妇女，只有小学文化，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人生也不辉煌灿烂，更不知马克思是个啥玩意！虽然她已去世多年，但每每想起她，想到我童年时，她所给予我的厚爱，想到她待人的善良宽厚，我的心里都会涌起阵阵的暖意，尤其是她与家人闲谈时的音容笑貌至今让我难忘。记得她曾如数家珍地“显摆”她做站长太太时的善举，诸如经常在自家院子里，熬上几大锅小米粥，让闯关东的流浪灾民吃顿饱饭等等。说到得意之处，老太太那平日里略显苍白的脸，竟兴奋得两颊红润，昏花的双眼也变得流光溢彩，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妈妈偏偏不识时务，插话说：“你外婆傻啊，看见谁可怜都要帮！行善也是要行对人的！”于是，便数落起那个没良心的王豁牙子，而外婆听了，则默默无语……

王豁牙子是我家的邻居，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她家穷得时常揭不开锅，一大群孩子饿得哇哇哭叫，外婆于心不忍，先后送她家好几次粮食，王豁牙很是感动。那些粮食，是外婆从自家人的嘴里省出来的。当时，主政辽宁的是陈锡联，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每月供应的粮油有限，老百姓饿得前心贴后心，面黄肌瘦，为此辽宁人私下里送其绰号陈三两。据老人们说，江苏省要支援辽宁一些黑面救急，陈三两却打肿脸充胖子，谢绝了江苏省的好意，以至于辽宁人知道后气得直骂！艰难岁月，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我妈妈在学校里饿昏过好几次，还得了胃病。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得到外婆倾心帮助的王豁牙子，文革时，成了革命的“急先锋”，目标直指外婆家。在区里揪斗我外公的大会上，她慷慨激昂，咬牙切齿地挥动臂膀，高喊：“打倒戴某某！”她张着少了门牙，又拢不住风的嘴巴，不住地狂吠，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还有街道居委会的赵主任，也不是什麽好鸟！这群没人性的畜牲，让外公受尽屈辱，最后逼得他含恨上吊自杀！外公死得真冤，不过是民国时加入了善导班子，却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善导班子是什麽？它相当于今天的工会，那是人人都得参加的。想当初，GCD的党魁，老猫还是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每月拿着110块大洋的高薪，那他又算是什麽东西呢？文革结束，70年代末期，区里落实政策，赔偿外婆4000元，我大姨妈前后去了好几趟，麻烦的像抽筋扒骨，总算要到了这笔钱。买了一台日本彩电以及录音机、洗衣机后，所剩无几。外公的一条命，换来了这几样家电。咱中国人的命就是这麽地贱！每次外婆看电视时，就想起屈死的外公，心情也郁郁寡欢。她曾经多次跟我说：“我恨死你外公了，为什麽抛下家人去死？再忍耐几天就不行吗!”这哪里是恨，而是在以她的方式，表达着她对外公的思念，我分明看见了她眼里深深的哀怨。

外公早年毕业于东北的一所铁路运输学校，最初在沈阳铁路局某车站做售票员，每月薪水70块大洋，几年后升职，外派到沈阳、锦州等沿线的小火车站做站长，薪水也随之提高。民国时，铁路职工的待遇很好，工资高，住房由局里配给，子女也可以顶替接班。外公做站长时，住在站长公寓，家里房间很多，宽敞舒适，连外婆养的鸡也有了专用的鸡房，铁道两边尽是闲置的荒地，只要种得过来，种多少都可以，外公和外婆闲暇时种了不少玉米，7月青纱帐起，田里一片翠绿。啃青的时候，外婆每次都要煮好多玉米，叫上站员们一起分享。外公和外婆都很勤劳，以他们当时的收入，家里雇三、五个佣人是不成问题的，但却一个人也没雇，凡事亲历亲为。外公是正直廉洁的，每年局里都拨给沿线火车站大量的煤炭、煤油等物资，以维持铁路正常运转，年底则会有一些剩余，站长有权自行处理，有的站长很自私，或据为己有，或悄悄变卖。但外公从没那样做过，每年年底，他都会把剩余的物资，平分给站内的所有职工，并亲自挨家挨户地送去。为此，站员们一提起戴站长，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但外公也有个毛病，就是特狂傲，一般人入不了他的法眼，1949年以后这个毛病仍然未改，而且，最瞧不上眼的就是那些业务能力低下，靠逢迎拍马，假积极爬上去的当员干部。外公这辈子，业务能力强，精明能干，所以无论是国民党、日本人、还是GCD来了，谁都得用他。铁路不是一般的地方，稍有疏忽，就会酿成大祸，造成交通瘫痪。

外公的收入虽然多些，也属于工薪阶层，但如果没有他做后盾提供一定的财力，外婆就是想行善施粥，也难为无米之炊。行善的钱都是从自家的用度里节省下来的，如果真的大富大贵，外婆就用不着养一屋子的鸡贴补家用了。即使这样，外婆还常常嫌外公小气。有一年的春天，外公出于减轻她负担的良好用心，没跟外婆商量，卖掉了所有的鸡，外婆知道后气坏了，想到自己辛苦一冬，不就是盼着开春，鸡下蛋的这天吗！这一气，气出一场大病，足足病了三个月，卖鸡挣的钱连看病都不够。这件事后，外公再也不琢磨外婆养的鸡了。

平心而论，外公不喜欢自家的院子里、大门外，三天两头地挤满叫花子，好歹他在当地也算是有身份的人。车站的职工哪个经过站长家门，看见院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们，捧着大碗，吃牙咧嘴地喝着热气腾腾的小米粥时，都笑着去给外公报信，说：“戴站长，你太太又施粥了！”最初外公听了，总是无奈地皱起眉头，尽管他不喜欢看叫花子，但是外婆愿意，喜欢行善积德，虽然她不信佛，也不信上帝，只是出于一颗单纯而善良的心。凡事都在于习惯，看惯了，外公也就无所谓了，也不在乎别人说什麽了。他们只是平凡的人，但却做了许多常人能做而不肯做的事情。我的外公与外婆，可比那些吵吵嚷嚷，死后要去见马克思的家伙们不知要好过多少倍。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局势一片混乱，到了失控的地步，大批日本人，乘火车从各处涌向东北的大连、葫芦岛等港口，然后乘船返回日本。我母亲当时年龄尚小，在辽宁的阜新市，曾亲眼看到大街上一些头破血流的日本人在前面狂奔，后面，愤怒的中国人手舞棍棒铁锹紧追，许多日本人被打死打伤。更惨不忍睹的是，一个东北大汉倒提着一个2岁日本小孩的双脚，使劲一撕，再狠狠地从楼上扔了下去。淤积了10多年的仇恨终于爆发，中国人疯狂复仇。逃难的日本人集结到火车站，挤满了客车车厢，外面的车顶上也爬满了，明知危险也在所不惜。阜新城里到处是打砸抢烧，别说日本人呆不下去，就是中国人也害怕。外公那个期间曾经去了一趟锦州，在农贸市场上，偶然见到一个日本同事摆地摊，这个日本人中国话讲的很好，不知底细的会以为他是中国人，由于工作上的来往，与外公私交不错。知道他的窘境，外公曾特意到他的住处看他，送他一大袋粮食和一些钱，日本友人很感动。在动乱的年月，有什麽能比粮食更重要呢？粮食就是人的生命！也许有人会说，一个日本人管他干啥！但他既不是军人，也没有血债，只是一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怎忍心看他落入困境而不伸手相助呢！第二次找他时，人已经不在了，大概是被遣送回日本了吧。正是：世界万物各有主，前世今生天已定。满洲梦断再难寻，幽怨登船返东瀛。

噢，在此还要说说赵主任。70年代，赵主任鸿运罩顶，到了让人妒忌的地步。他家人口多，居住条件差，于是两个儿子，赵小三和赵小四每天晚上去居委会过夜。派出所的警察夜巡后也在此落脚安歇，一铺大炕可睡五、六个人，既安全又暖和。谁知，最安全的地方竟发生意外。那天晚上，人们进入了梦乡，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赵小三一命呜呼！原来是夜巡回来的小黄擦枪走火，子弹砰地射出枪膛，撞击到墙上，又反弹回来，那么地巧，穿入炕上熟睡着的赵小三的头部，梦乡中的他，仅仅哼了一声便上了西天，20岁的小伙子就这样没了。旁边的赵小四被枪声惊醒，看见死去的哥哥，哭嚎着跳下火炕，跑回家去报丧。很快，赵家老两口急急赶来，见到儿子横尸炕上，头上鲜血四溢，悲痛万分！闯了祸的小黄警察，吓得面无血色，六神无主，扑通一声屈膝跪倒在赵家老两口的面前，再三叩头请罪。事后，赵家考虑到小黄是误伤，也没追究他的责任；小黄呢出于感激和内疚，从此多了两个干爹与干妈，邻居们三天两头地看见小黄去赵家，手里从没空过，逢年过节，还带上老婆孩子，事事抢着做。人人都说赵家干儿跟亲儿子一样好！不过，赵家的大姑娘，话里话外似乎并不赞同，差哪儿呢？原来，再怎么好也不是一奶同胞，亲哥哥永远也回不来。

不过，赵家大姑娘却借上了赵小三的大光，进了公安局，成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女警。死了一口人，却换来如此多的好处！真是应了一句古语：“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因果报应之说，虽然不能全信，却也不能不信，佛祖之心深不可测，又岂是我等俗人所能参悟得透呢！

我家的一个远亲，曾经是富商，上世纪40年代末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一带有几十家店铺和大片的土地，土改时若不是农会里的朋友通风报信，恐怕早己死无葬身之地。那位朋友之所以冒生命危险，夜里报信，只为报答富商救他全家性命的恩德。当年他走投无路，眼见饿死，是富商慷慨解囊，义赠钱粮，并且不用他偿还。感于旧情，今天特来相报，告诉富商快跑，跑得越远越好，否则天亮就来不及了。于是我的这个远亲，匆忙地收拾些金银细软，带上家人乘着夜色，仓惶地逃回辽宁老家——海边上的小城。离开老家多年，此地没人知道这个曾经的邻居在外面的富贵，后来竟然混个贫下中农的好成份。富商的弟弟在外面读书，听说家里的变故，悄悄回来看看，哥哥拿出几根金条交给弟弟，让他到外面完成学业，从此隐姓埋名，再也别回来，免得泄漏身份受牵连。想不到兄弟一别竟是30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弟弟才敢回家，原来，这些年里，他一直在北大教书。至于富商带出来的家底，早就花完消耗殆尽，日子是勉强糊口。还好，富商的大女儿念了个师范学校，毕业后和同班同学结了婚，夫妻双双在海滨小城的学校里教书，俩人没少帮衬老爷子，小日子本就不富裕，被他们搅得够呛。老爷子的情况我怎麽知道得这样清楚？那个大女儿的丈夫是我的亲三舅。这个富商一直隐藏了几十年，连他的亲生儿女都不知他的底细，我们这些亲戚又哪里会知道他“亡命之徒”的身份呢！直到80年代初，看看没啥危险，老爷子才亮出真面目。真是“老奸巨猾”！不过最该感谢的是那个通风报信的农民，没有他，富商家又怎会有今天的枝繁叶茂？他虽然没什麽文化，却知道义气之重重于泰山，这已经足够了。正是：

种瓜还得瓜，种豆还得豆。

      劝人行好心，自作还自受。

只可惜，良心未泯的贫雇农太少！因此群体人数众多，人口基数又大，所以，这一“成份好，出身高贵”的群体，反倒显得恶棍众多。他们究竟高贵到什么程度呢？三代贫农，四代乞丐，五代流氓打手，可谓血液纯正。为永远占有抢来的不义之财，斗志昂扬地当兵奔赴战场——美其名曰：保卫胜利果实。几亩地，不过是蝇头小利，竟也值得去杀那么多的人再搭上自己的命？唉，牵走一头驴子也没这麽容易吧？用血肉之躯，堵枪眼，炸碉堡，成了光荣的炮灰。然后，自家的大门上多了个红纸黑字的帖子，上写：“光荣军烈属”。

一群痞子从东北横扫，直达海南岛，再从中国的境内一气干到朝鲜半岛，打下红色江山，匡扶金家父子，功勋“彪炳”史册。只是，仅仅几年的功夫，名下土地变戏法似地没了，成了一文不值的农奴。只剩下站在虎头山上，胸怀朝阳，来段“翻身农奴把歌唱”了。更倒霉的是赶上60年代三年人祸，饿死3000万，怎一个惨字了得！想找地主老财混口饭吃也不能，老财们早就消灭光。过去害人，今朝被人害。欲图他人，翻失自己。俗语说得好：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老猫纵然罪不可恕，但以受害者自居的你们，仍然抹不掉帮凶的恶名。那些千千万万个地主和抗日国军士兵的冤魂，岂会放过双手沾满人血的恶魔？常言道：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60年转瞬即逝，而许多贫雇农及其子女仍然在苦难中挣扎，这也许是你们身上的阴气太重吧！人在做，天在看，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