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皇氏集团发布公告称，因公司股价跌破最低保障比例，公司董事徐蕾蕾的部分持股被东方证券强制平仓。该公告引起深交所关注，并随即下发问询函。皇氏集团的回复显示，在徐蕾蕾被质押冻结的股份中，原质押给东方证券有2128万股，除了被强制平仓的之外，剩余涉及违约处置的股票质押数为2063.08万股，其预警履约保障比例为160%，最低履约保障比例为140%。

　　

　　这是当前市场上最常见的一种监管方式。监管部门针对相关问题对上市公司发起问询，上市公司进行答复。尽管皇氏集团对徐蕾蕾所持部分股票被强制平仓表现为“后知后觉”，但其回复还算及时，不像某些上市公司延期回复，或避重就轻，或顾左右而言他。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至8月期间，深交所共向上市公司及相关方发出监管问询函件2430余份，发函数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内容涉及上市公司高送转、并购重组、对外投资、规范运作、权益变动等方方面面。而截至9月15日，深市挂牌公司亦不过2037家，2430份问询函，相当于每个交易日下发的问询函超过10份，也相当于把整个深市上市公司都问了个遍。数据既凸显出监管部门问询的力度，客观上也说明上市公司需要问询的问题之多。

　　

　　监管部门不“问”，上市公司不“答”。甚至于监管部门“问”了，上市公司不“答”的案例并不少见。而且，某些上市公司在高送转、并购重组中所存在的问题，还需要监管部门一次又一次地问询，上市公司才如“挤牙膏”般的一点一点地“挤”出来。

　　

　　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龙薇传媒收购万家文化（现“祥源文化”）的案例就很有代表性。去年 12 月 23 日，万家文化的控股股东万家集团与龙薇传媒签订《股份转让协议》，27日上市公司公告了股权转让事宜，当月29 日，万家文化公告收到上交所的问询函。此后根据收购事宜的不断变化，上交所又分别于今年2月13日、3月29日下发问询函，就相关问题要求上市公司回复。必须指出的是，该高达51倍杠杆、堪称“空手套白狼”的收购案，正是在监管部门的不断问询下，市场才逐步知晓背后的真相。如果没有问询，最终的结局或许是另外一回事。

　　

　　本质上，在监管部门与上市公司的一“问”一“答”的背后，凸显出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显然，监管部门的“问”往往有所指向，而上市公司的“答”，则属于“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但如果监管部门没“问”，上市公司就不会主动披露。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显然，监管部门之所以有“问”，其实都说明上市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在其“答”之前都没有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亦即上市公司涉嫌违反《管理办法》的规定。

　　

　　监管部门“问”得越多，实际上说明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做得越不到位，而这与现行法律法规所存在的短板密切联系。比如《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规定了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违规行为的处罚，无非是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外加不超过60万元的罚款的处罚。违规成本如此之低，也难怪上市公司不把信息披露当回事，也难怪在强化监管的背景下，监管部门的问询函会如雪片般飞向市场。

　　

　　信息披露是市场的老大难问题，而症结则在于违规成本太低。要改变一“问”一“答”的监管格局，只有大幅提高违规成本。而这，或许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新修订的《证券法》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