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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人类祖先迁徙到中国，如果走的是海路，就不需要10到15万年，用年差挑战“非洲起源”说难于成立。因为柳江人和鄂尔多斯人的时间测定在10到15万年区域，说明也可能是从海路来中国的。

我国古人类学家周国兴说，年代测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原思训等人就对柳江人化石地点堆积物的年代进行过测定，除了碳14法外，也采用了铀系法，测得的年代从大于距今4万年、7万年或8万年，直至距今约10万至22万年。而且对柳江人年代的测定数据，均不是来自人骨化石本身，它要么来自地层，要么来自伴生的哺乳动物的骨化石或牙齿化石，故都是间接年代。严格地说，柳江人究竟有多古老，尚难定论。此外，柳江人化石并非正式考古所得，是农场工人挖岩泥时得到的，它的确切出土方位并不明朗，所测数据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柳江人的生活年代。正因为此，所以原思训等提供的年代数据并未被古生物学界全部采纳，仅仅作为参考数据，还得参照地层、古生物学、人类化石形态特征以及同期其他古人类遗址等多方面的考量，来考虑柳江人的生存年代，一般认为这一年代在距今3—5万年间。即古生物学界对柳江人年代的认定还存在分岐。但认定它存在于距今7—13万年或更早的研究人员却断定这些年代是具有可靠性的，然而他们所说的“铀系法”，是指“新生碳酸盐岩铀系测年法”。

我国有些学者曾利用此法测定与柳江人地点邻近的柳州白莲洞人遗址，结果与用碳14法所测出的年代相差甚远，竟把白莲洞人牙化石年代从距今3—4万年提前到16万年前，他们还测定了柳江人化石地点的地层，认为柳江人不少于16万年。须知，在这个年代，柳江人生活的溶洞尚未形成，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另外，如果承认柳江人和白莲洞人生活在16万年前，那么它势必成为化石智人的早期代表，但它在形态特征上却与华南地区已知的化石智人早期代表马坝人差距太大，柳江人是现代型，马坝人接近猿人型，这同样是不合逻辑的。综上所述，我们不能认为这种“铀系法”测出的年代一定可靠，任何一种测年法都需要经过多方的验证。但周国兴也说，有些专家认为，在古文化方面，主要是石器制作技术上承袭了祖先的技术，而看不到来自非洲的因素。这也是对多地区论的支持。

我国分子生物学家根据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研究估算出，现代东亚人群的非洲祖先大约在距今6—1.8万年前首先进入东南亚，再转入中国南方，最后越过长江进入北方地区。这些专家认为中国古人类化石记录中有一个“空白期”，即距今10—5万年间尚未有古人类化石的确切记录。他们将这一现象归于末次冰期降临，使绝大多数生物种类难以存活，人类也因此而灭绝。冰期结束后，来自非洲的现代类型人群进入中国大陆，成了这块土地的新居民。这就是现代中国人祖先“非洲起源论”的来历。这种“非洲起源论”也不是没有破绽的。且不说是否真的存在这个“空白期”，并无充分的科学依据，即使有这个“空白期”，也有些问题不好解释。晚更新世始于距今10—13万年前，最后一次冰期始于距今7万年，最冷的冰盛期是在距今2.5—1.6万年前，非洲来的居民正好赶上最严酷的寒冷环境，如果原来的居民不能生存的话，非洲来的居民又岂能生存下来！

这里周国兴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常识性错误。而排除了这个错误，周国兴的反驳更有力地说明中华民族起源既有土著特点又有非洲特点。这就是第四纪大冰川期和始于距今7万年，最冷的冰盛期是在距今2.5—1.6万年前的最后一次冰期，是两个不同层次和温度差别很大的时期，非洲来的居民在最后一次冰期的寒冷环境能生存，而在第四纪大冰川期我国原来土著特点的居民却不能生存或难于生存。而约20万年前又为他们从非洲走出，提供了陆路和海路的信息。

由此不难想象世界文明起源于8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有一个完整的全球历史演化序列，这就是人类和人类文明的起源有两个孵抱期：一是非洲到中东的地区，一是四川盆塞海及周边东南西北中的地区。人类的大迁徙，就在这两个方向有过多次的来回。再一个证据是四川远古盆塞海及其后来干涸了的四川盆地大围坪盆塞海海啸遗迹地貌，也类似档案记录。如果说人类最早的顶尖优势文明，起源于8 000多年前的四川盆塞海洋文明和山寨城邦文明，那么就能说明在西方海洋文明产生之前，就已经在四川盆塞内陆海及四周城邦之间演习操练过多时了。（王德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