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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风田：涨价解决不了打车难问题

涨价解决不了城市打车难问题，必须降低出租车公司的暴利，也就是的哥们的“份子钱”，发放更多的牌照，才能解决问题的哥、百姓都不满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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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厦门的出租车司机发飚了，联合停运，谁上路砸谁的车，重演了过去重庆曾经上演的故事。其实近年来我国出租车罢运在不少城市都曾发生过，一直没有有效解决。这暴露出我国目前依靠垄断出租牌照的管理模式遇到很大挑战，的哥挣得少不满意，而百姓却出现打车难问题。

“十一黄金周”更是打车难的高峰期，不少出去游玩者报怨在旅游地打不到车，以成都等地尤其。假期微博上围绕着打车难问题也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口水战，两位名人姚晨及《环球时报》老总胡锡进以及数个“公知”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老总胡锡进先亮明观点，他认为认为解决北京出租难打，可以让出租适当上调价格。适当提价可以同时解决打车人过多和的哥收入低的问题。由于便宜，中国人打车过于随意，这违背规律，很难持久。最近十年北京保姆费用上涨约两倍，出租费用上涨不到0.5倍。而姚晨回复：“调高打车费，不如先降份子钱”。人大张鸣认为: 司机自己出钱买车，再出钱租车开，每月交5千到7千的租金。只因为他们自己领不到出租牌照。更有人说可能胡总自己有专车，体会不到普通百姓打不到车的难处。当然还有一些人认为干脆完全放开，让个人自由选择。

我的观点是乱涨价解决不了打车难问题，倒是给拿到垄断牌照的出租公司更多的暴利！胡总所言北京这些年出租车费用上涨不到0.5倍是不对的，十多年前北京的出租车主要是面的，起步价10元10公里，后来改为夏利，起步价虽没变，但公里里程已缩短，再到后来改为现代，起步价不变但起价3公里，还外加燃油附加费2元。从表面上看北京车的起步价没有变，这有很强的欺骗性，但单位里程费用其实已大幅度提高。也即从一公里一元钱到一公里4元钱，这样算起来其实北京出租车一直在暗涨价，应该涨了三至四倍，不但没有解决打车难问题，而且越来越难。

其实北京出租车公司所收的虚高份子钱才是根本。昨天跟一的哥聊天，他讲他们公司3000辆车，真正管出租车的也就50多人，而公司总部却养150多人，这多出的100人基本上要靠的哥的份子钱来养活，当然还不包括离退等人员。按的哥的话来讲，这些出租公司的管理人员整天在琢磨对的哥乱罚款，让的哥们精神与物质遭受巨大损失。

今天又跟另一的哥聊份子钱，据他讲，现在的哥们的份子钱一直见长，一个新车份子钱双班每月7000多元都打不住，而其实一个新现代车价格也就7-8万，也就是说的哥们的一年份子钱就可以买一辆新车了，按北京市的出租车报废年限为8年，除去一年的新车钱，剩下的7年应该是出租公司的利润。更奇怪的是，即使节假日或者的哥生病了，这个份子钱的哥们也是逃不掉的。许多的哥几年车开下来，身体差不多都垮了，不少的哥为了多挣点钱，疲劳驾驶，很危险。现在的哥们也确实不容易，除去份子钱，一个月平均下来3千多就不错了，那些一直拚命的可能会挣多点，但绝对不会多哪去了。所以近郊的农民都不开出租了，目前北京出租的哥是远郊县的农民，以延庆县、密云县、平谷等占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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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公司一直不愿意向社会公布他们的利润情况，让我们来帮他们算一笔帐，除去第一年买新车的钱，剩下的7年，按每月份子钱7000元，出租公司应该有58万的利润；如果按份子钱6000，，出租公司的利润是50万。这仅仅是一辆出租车的利润，这样算下来，出租公司不是暴利是什么？当然他们在帐面上会把这费用那费用给加上，搞一个没有利润的帐来。其实这些费用是不是真的有必要？所以讲，即使现在的哥们的份子钱降一半，一辆出租车还有6年的时间挣的哥的钱。

长远来看，解决目前的矛盾必须对目前出租车的垄断管制进行根本的改变，厘清价格关系，不能再让那些拿到垄断牌照的公司继续独占垄断暴利了。出租车公司应该由外部界入，对公司的运营成本及垄断利润分配进行全面科学的估算，然后向全社会公布。目前全国总的出租车数量110多万辆，的哥200多万人，虽然管理方式不同，但基本上都要交份子钱，有些交到出租公司，有些交到垄断承包者。从近期看，上海已从今年5月1日开始下调“份子钱”350元左右，提高出租车司机的收入，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矛盾的方法，但份子钱下降的空间还应该很大。希望北京及其他城市也能够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