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谷
绿色GDP的推行目前阻力重重，造成阻力的原因，在于污染损失和虚拟治理成本等的扣除，使不少地方政府产生了增长价值的迷茫和利润削减的恐慌。
迷茫也好，恐慌也罢，绿色GDP无论如何是为人们描述了一个真相，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我们当前的增长带有太多的泡沫与水分，当这些泡沫被滤去、水分被挤干的时候，暴露出来的现实冷峻而残酷，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竟可能是负增长。
扭转这一局面，法律完善固然重要，行政手段固然不可或缺，但面对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形成和完善，仅靠强制手段进行硬性约束显然不够也不行。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进行引导和调控，才是合乎时顺乎势的方法。建立一套完整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无疑是我们必然而惟一的选择。
环境经济政策是国家及相关管理部门为保护和改善环境而制定的经济活动依据和准则，目标是纠正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使外部费用内部化，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污染者付费原则”。当前，我国推行的环境经济政策中，以排污收费制度最为典型和成熟，多年来，经过不断调整和完善，排污收费制度确实体现了上述思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环保部门行政权力有限，法律规定的处罚额度太低，排污收费制度在调控企业经济活动方面仍显得软弱无力，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怪圈就此形成且长期难以打破。更重要的是，目前在我国，排污收费在本质上只是环保部门进行环境管理的一种辅助手段，仅仅属于局部、微观的调控，远未达到对市场运行机制进行整体宏观调控的作用。
而排污权交易、清洁生产等，在我国仍处于试点或自愿行为，生态补偿机制远未形成。尽管
银监会将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出台绿色信贷政策、央行决定推动将企业环境信息纳入征信系统等，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总体而言，这些具有宏观调控作用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仍处在探索和启动阶段，形成完备良好的运行体系并真正发挥作用尚有待时日。
在环境经济政策方面，发达国家的经验颇值借鉴。目前世界各国通常采用的环境经济政策手段和工具主要有:明晰环境和资源的产权，收取污染税、资源税和排污费、资源补偿费等环境税费，利用环境贴息贷款、环境基金、
股票等金融、财政手段及
证券与押金制度、责任赔偿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许多成员国针对农药、化肥、含铅汽油、电池、包装材料等许多会产生污染的产品征收产品税，刺激生产者和消费者转向无污染、少污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从20世纪90年代起，OECD 国家开始绿化其税制体系，实行绿色税制改革，以制定可行的、对保护环境有效的政策。同时绿化财政体制。在充分考虑财政条款所要达到的非环境目标的基础上，取消或者调整对环境有害的财政条款，如对环境有害的免税或补贴。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真正以市场为导向的环境经济政策，目前实施范围已涵盖了全美国。在这一政策的推行过程中，1979年美国国家环保局又通过了排污银行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各污染源可存入某一时期富余的排污权，以便在将来的合适时间出售或使用。美国日益完备的排污交易政策引起了金融机构的强烈兴趣和参与欲望，“污染物排放削减信用”成为交易中的媒介或通货，银行方面则要参与排放削减信用的贮存与流通。
此外，环境经济赔偿制度也是环境经济政策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日本企业曾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四日市石油联合生产工厂由于二氧化硫排放严重威胁居民健康，根据相关法律，从1974年起，每年对患病者进行补偿的费用高达13.31亿日元，这一制度迫使企业每年拿出147.95亿日元用于大气污染治理。不仅调节市场，更着力于建立市场。发达国家的实践说明，环境经济政策是保护环境的最佳途径。
我们有沉痛的教训和紧迫的需求，国外有完整的体系和成熟的经验。环境经济政策，一条明朗的道路清晰地摆在我们面前，拿出勇气，关键就看我们怎么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