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圭，何许人也？中华商祖，司马迁称之为，治生祖，师从鬼谷先生。

他，生活在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先从政，后从商。一生奉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

其师傅为鬼谷子，相传鬼谷子得一“金书”，鬼谷子将里面的致富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世无可抵则深隐以待时”传于白圭。

独辟蹊径，反向而行

战国时的商人大多喜欢获利丰富的珠宝生意，而他另辟蹊径，从事农产品买卖。他看到的是当时社会的农业发展，以及谷物是普天下老百姓都离不开的东西，虽然利润不大，但需求极大。每当粮食收获季节或粮食丰收的时候，农民会都把粮食拿出来出售，而且价格会较为低廉，这时候他就大量买进；而如果粮食欠收，农民没有太多的粮食出售，而大家又需要粮食，这个时候他就把收进的粮食以较高的价钱卖出，于是赚取了差价。

故《史记·货殖列传》如此之说：“当魏文侯时，李克务尽地力，而白圭乐观时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

悟物规律，物极必反

“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

白圭认为，物价的高低变化是可以预测的。商品供求状况决定物价的高低，“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供给多少是由农业生产的丰歉情况决定的。只要观察和推测到岁星将要到达的方位，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的丰歉，也就可以推测出物价升高还是降低，变贵还是变贱。

但贵贱是相互转化的，经过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他认为“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尤其“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实为经典，此乃反人性而为之，常人是很难做到的。

乐观时变

“乐观时变”是白圭商经的中心思想，即预测市场行情变化并据以进行商业决策。

他为国理财，常从大处着眼，通观全局，在经营上从不嫌弃小惠小利，也从不靠欺诈来获得利润。

他将货物流通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既能使经营生财，又使生产有利于发展，他认为只有以足补缺，以丰收补歉收，才能使全国各地的物资互相流通。他的具体做法是：如果一个地方盛产蚕茧，就购进这些产品，而用谷物等其他当地缺少的东西去换。

如果一个地方粮食丰产，就去购他们的粮食，然后用丝、漆等类必需品去和他们交换。这样就使全国的货物得到流通，既利于人民生活，又能从中赚取利润，可谓一举两得。

他还很擅长观察时气变化。他注意提前储备粮食物资来救灾救荒，辅民安邦。在丰收之年，就趁粮价低时大量买进，等灾荒发生时，就以低于市场的价格低价卖出，帮助人民度过灾荒。他在辅民为民的前提下，使自己的财富成倍地增加。

白圭强调，一旦出现机遇，就要迅速把握，果断出击。司马迁曾称赞白圭 “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集大成者

白圭通过学习陶朱公范蠡、计然之策和《孙子兵法》等诸子理论，将其用于商业实践，同时还通晓农业和天文学，在经商一事上更是游刃有余。虽然早在白圭之前就有商人的出现，但像白圭这样把做生意当做学问来研究的，还是第一人。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说：“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司马迁之后人们把他尊为商业行当的祖师爷。

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疆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智”就是通权变、观时变，出奇制胜；“勇”就是善决断，有决心有魄力；“仁”就是善用取予之道，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不求暴利，做一个“诚贾”与“良商”；“强”，是要有耐心，坚忍不拔，善于等待，甚至隐忍，对抗任何打击和压力。

在商人地位已经是很低下的战国时期，白圭却认为商业与政治、军事一样重要。经商并非是人人都可以做，同样需要大智大勇。所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好商人，需要具备智、勇、仁、强这四种最基本的素质。如果没有这四种素质的人向他学习经商之道，他会“终不告之”。

白圭的事迹很多，这里我只作引子，由于其“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思想甚合我意，而且是古人就有的智慧，实为佩服，这种思想用于事物的起伏变化，堪为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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